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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铎生平与艺术历程


   “艺术源于人生的苦闷”。因而,古来离乱不安的时代,悲苦的个人遭遇,往往成就出许多艺术大家。一部绵延千年的书法史亦可佐证此中道理。上自东晋,有书圣王羲之郁郁不得志,挥毫慨叹。世间传有美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叙》;中唐“安史之乱”颜真卿丧兄亡侄.奋笔疾书《祭侄文稿》遂成书法之佳构;宋代文学大师苏东坡遭贬黄州,苦雨小屋里写就《寒食帖》名篇;入元称臣的宋朝宗室赵盂頫自悔一生事事总堪惭,情钟书学,独创赵体;明末清初之际,由社会黑暗转入战乱,既而改朝换代。变幻跌荡的百年间又造就了诸多书坛巨匠,王铎是其中艺术贡献最为卓著者。

清贫力学 宦海沉浮

   王铎,字觉斯,一字觉之,号嵩樵、小樵、石樵,痴庵、东皋长、痴庵道人、烟潭渔叟,雪塘渔隐、痴仙道人、兰台外史、雪山道人、二室山人、白雪道人、云岩漫士等。据《明季南略》记载.王锋“河南孟津籍,山西平阳府洪洞县人”。其十世祖王成从山西迁入孟津邑(令河南盂津)双槐里。王铎生于公元1592年.明神宗万历二十年。先人中,惟有祖父之长兄王价登万历二年进士,然不幸早逝,年仅49岁。祖父王作,终生未曾进入仕途。王铎的父亲王本仁,字性之,号梅园,以农耕读书为业,教子甚严。王铎就是在这样一个知悉诗书,家境衰落的生活环境中生长起来。王铎家原“有田二百亩” ,但在明晚期疯狂的土地兼并中缩减到“日不胜于贫时十三亩也” 。他的父亲依靠黄河南岸的13亩薄田支撑着全家生活。王铎有四个弟弟,即镛、鑨、镆、镡,一个姐姐和两个妹妹。家境贫困艰难之时,“不能一日两粥”。王铎的母亲陈氏曾将陪嫁的“钏珥链柎鬻之市,以供朝夕”。“麦稻缺,买犄饼,不能遍诸儿。半儿饱,母略茹藿,则腹饥矣” 。慈母怜子以菜充饥,而饼少人多,仍不能让儿女免去饥饿,这便是王铎早年饥苦贫寒的生活窘状。直到成年王铎依然难忘母亲的话“子勿忘我饼尽腹饥时,女勿忘我钏珥鬻币时也” 。“王铎青少年时期,乡里的富豪为侵吞王家财陷王铎的父亲王本仁,这使得王家日渐衰落的经济生活更加上加霜。
   俗话说:“陋室出公卿”。苦难激励着王铎在清贫中力学,走上千禄仕进之路,以求光宗耀祖。王铎有诗序云:“余少年贫,衣食为艰,鲜有掖者。余复压然,不求人怜” 。少年的王铎倔犟而独立。而在那个社会,知识分子也唯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打通参与政治的道路,才能改变经济生活命运。王铎14岁读书,从学习古文开始,转年从舅父陈具茨学习。16岁读书。18岁就学于山西蒲州河东书院。王铎因学业优秀,得到同乡乔允升的器重,对其他门下弟子讲:“孟津中的富家子弟,但以有吃有穿而傲视乡里,只有王家长子王铎,勤奋好学” 。乔允升还令其他弟子北面受学于王铎,还在经济上资助王铎,使王铎度过了明万历四十四年的河南大饥。
    王铎早年得到资助最多的是舅父陈具茨、岳父马从龙,当然还有倾其所有、同甘共苦的妻子马氏。
   1621年8月,王铎中乡试。入冬,王铎来到京师,寓居于京城报国寺,准备参加会试。翌年三月,王铎31岁时,殿试名列三甲第58名,赐同进士出身。半年多的时间王铎连科及弟,这对王氏家族简直是天大的荣耀。王铎又从进取的409名进士中考选人翰林院为庶吉士,同时的有倪元璐、黄道周,当时人称“三株树”和“三狂人”。黄道周(1585~1646),字幼平,号石斋,福建漳浦铜山人。明天启二年进士。明天启四年,授翰林院编修。崇祯帝死后,他事福王、唐王,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明隆武二年,殉节而死。黄道周擅长诗文书画,取法魏晋而面目独出,书风“险怪”。倪元璐(1594~1644),字玉汝,号鸿宝,浙江上虞人。官拜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明崇祯年李自成攻陷北京时自缢身死。倪元璐擅长丹青翰墨,其书法以纵姿奇崛为面目.直人真率天趣之意境。黄、倪、王三人仕途同时起步,交游甚密,政治上相互影响,学术上相互砥砺.马宗霍在《书林藻鉴》中说:“然如黄石斋之崖岸,倪鸿宝之萧逸,王觉斯之腾挪,明之后劲,终当属此数公”。只是在明亡之际,黄、倪二人与王铎选择了截然不同的归宿。
   王铎入选翰林院,进入庶吉士行列,为他日后的升迁提供了最优越的条件。《明史》记载,自明英宗天顺二年以后,“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 。关于王铎入选庶吉士的原因,《侯太史遂园诗集?卷首》部分记载为当时任职翰林院的同乡侯恪的推荐。而《王铎的政治生涯》的作者则认为最有可能推荐者是同邑师长、刑部左侍郎乔允升。但无论推荐者是谁,总之,王铎这位“田舍翁”瞬间成为朝中的“士大夫”,并且直接敲开了通往中央权力中心的门户,这是其一生最重要的转折。然而,纵观王铎的一生,做为庶吉士,即“进士文学优等及善书者”,他是当之无愧。至于以此做为晋升的高台阶,虽然带给他日后的达官显爵,但同时也把他抛入凶险莫测的宦海之中,历尽升沉。真可谓:福兮?祸兮?
   王铎初涉政坛的九年,以清流自居。在当时“东林党”与“阉党”的政治角逐中,他与文震孟、陈仁锡、黄道周、倪元璐、黄锦、郑之玄等人表现了鲜明的倾向于“东林党”人的立场。入朝初期与王铎交游来往密切的人是吕维祺。吕维祺是河南新安人,明万历四十一年进士,累官至南京兵部尚书。王铎十分敬重吕维祺,吕维祺更是赏识王铎的才华。后王铎将长女嫁与吕维祺之子吕兆琳,两家结为姻亲。吕维祺与东林首要人物大理寺卿邹元标、副都御史曹于汴相友善,并在北京创立了“首善书院”,以讲学为契机,展开关于改良政治的讨论。邹元标得王守仁之传,冯从吾志濂洛之学,吕维祺则深研经义,这对于王铎学术思想以及政治倾向的培养有不小的影响。 另外,王铎、倪元璐、黄道周所共同仰慕的先师孙承宗,也是河南籍。钱谦益即是孙承宗的忠实门生。孙承宗对王铎亦是格外青臁,曾为王铎的《拟山园初集》撰写了《叙王觉斯太史初集》。从王铎这些交游关系及经历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到,王铎政治立场形成的原因以及后来如何为官做事的动因。
   明天启六年正月,“阉党”首领魏忠贤授意朝廷,纂修《三朝要典》,目的是总结“阉党”在政治斗争中的胜利,为自己树碑立传。王铎时任翰林院检讨一职,理应参加《三朝要典》的编纂,然而王铎却与同僚黄锦、郑之玄一同辞去了编纂工作,做出了不与“阉党”为伍的行动。以后,《三朝要典》由大学士顾秉谦、杨景辰主持完成,又于明崇祯元年元月被皇帝朱由检下旨焚毁了。
   明崇祯六年四月至八年秋,王铎居京长达两年多,其间已由翰林院侍讲迁转为詹事府左谕德,右庶子。这时期中首辅是明崇祯年间居阁时间最长而且阴险狡诈的温体仁。王铎与其政见不和,自请调离京师任南京翰林院学士。王铎曾叙述这段经历说:“不合温体仁、吴宗达、乌程百计中之,后避而之金陵”。 明崇祯十年初,王铎被召回北京,任少詹事。是年八月,大学士温体仁引疾免,吏部推阁员13名,王铎为其中之一,但未能获任。十二月,定东宫官属,为东宫侍班;次年正月,又晋升为詹事;同年七月,任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经筵讲官、教习(翰林院)馆员等职。明崇祯十一年,满州的皇太极再次发起大规模的入侵,明朝军队接连受挫。内地由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也分别攻战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明王朝已处于颓败之势。此时,兵部尚书杨嗣昌在边事上主张议和,遭到朝中正义之士的强烈反对,王铎的好友黄道周在崇祯帝召对于平台之际抗疏论辩,批驳议和派主张,遭致贬官六秩之处分。事情仅过19天之后,王铎仍旧上疏,“言边不可抚,事关宗社,为祸甚大,懔懔数千言” ,使主和派大为恼怒,杨嗣昌已使人言于崇祯帝,要求给王铎以“廷杖”的处罚。“廷杖”之罚等同死刑,无人能从杖下生还。消息传出,王铎一家老小,都为王铎担心流泣,而王铎却神态自若,毫无畏惧之感。好在“上亦不加罪焉” ,保住了王铎一条性命。事隔数日,经筵秋讲开始,王铎以经筵讲官的身份,进讲《中庸?唯天下至圣章》并论及时事时,“力言加派,赋外加赋。白骨满野,敲骨吸髓,民不堪命。有司驱民为贼,室家离散,天下大乱,致太平无日” 。又触怒了皇帝,据《清史列传》的记载:“庄烈帝切责敷衍支吾,不能发挥精义。铎惶惧,俯伏案前待罪”。虽然,崇祯帝“不加罪”,但已令人栗栗危惧。历史的记录虽仅寥寥数语,但对于当事人的王铎却需要何等的勇气。同朝廷理论、与皇帝直言,表现出青年时期的王铎骨子里刚直不阿,求真求实的精神。不过,得罪权臣、拂逆龙颜,终归不会有好果子吃——王铎随即遭到了政治上的失意。而此时他的两个幼女亦于同年(明崇祯十一年)秋冬季先后夭折。他两度上疏“乞归省亲”,遂获准。年底返回孟津故里。
   明崇祯十二年十月,王铎重返北京,任翰林院学士职,明崇祯十三年九月受命南京礼部尚书。在赴任南京的途中,顺路返回孟津。翌年初,老父病故,王铎辞官服丧。四个月后,老母亦病故。此时,家乡一带农民起义军声势浩大,王铎不得不率家人流落于河北、江苏、湖北之间。明崇祯十五年十一月,结发35年的妻子马氏病故于江苏桃源的一只小舟中。明祟祯十六年,三妹和幼子无争、四子无技都死于逃难途中。明崇祯十四年正月,暂避浚城故友刘通政的“摄生阁”。二月,李自成攻陷北京,该地也成危势,又率全家乘舟飘泊在丰、沛、清江浦一带。此时的王铎饱受着国破家亡之痛苦、贫困潦倒之艰辛。他在《赠汤若望诗册》的跋中记道:“月来病,力疾勉书,时绝粮,书数条,卖之得五斗粟。买墨,墨不嘉耳,奈何!” 政治失意与生活飘泊的双重压力,逐渐销蚀了王铎与“阉党”权臣舍命相争、向皇帝直言劝谏的勇气。王铎,这位明王朝的孤臣,如果不是因为一个意外的任命,也许会在颠沛流离中死去,为后人所感叹;也许会在改朝换代后,束装归里,成为前朝遗老,以诗文书画伴其晚年,备受后学尊崇。如果一切都没有发生,命运会让他继续一个悲剧的角色。
   1644年忙不迭地有新主即位。在清军与吴三桂联合兵力刚把登基不久的大顺皇帝驱回山西,清摄政王多尔衮正议定建都北京、迎福临即位之时,凤阳总督马士英与魏忠贤旧党阮大铖也正密谋立福王,他们认为福王昏庸,便于操纵。五月十一日拥立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皇帝,诏以明年为弘光元年。朱由崧的父亲福王常洵,在明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破洛阳时为农民起义军捕获杀死,王妃邹氏及世子由崧则逃往怀庆。当时,王铎一家正居于怀庆,对他们多有帮助。如今,朱由崧自然念及往日救助之恩,称监国时,已推举王铎为东阁大学士。六月三日,王铎入阁,马士英为首辅,王铎至而为次辅。在辅政期间,王铎感戴福王恩宠,办事竭尽忠诚。钱谦益作墓志铭就称赞他:“事弘光皇帝于南,奖护忠直,疏解禁锢,侃侃有以自处”。七月,王铎拟旨削故大学士温体仁、薛国观、周延儒赠谥及官荫。秋冬之季又与河南籍官员联名上疏,奏请表彰中州死难诸臣。特别是当马士英、阮大铖要以“六等”拟定北部降“贼”大臣罪名时.王铎与刑部尚书解学龙则尽力保全了多数的北来大臣。二人却因此受到保国公朱由弼的弹劾,解学龙遭削籍处罚;王铎则因有福王的私交关系,方保无祸。随后发生的北来太子事,更表现出王铎报恩福王的行为。明弘光元年三月一日,有自报“太子”者从杭州到南京,从而引起朝中“太子”是真是伪的争议。以东宫侍班身份的王铎首先认定太子是伪,《国榷》卷一O四记载:“盖士英揣上意,逆设疑端,大学士王铎附士英,首言其伪”。至“三月乙酉……时马士英迎上旨主伪,大学士王铎先侍东宫,附合士英,中外悲之”。到了“三月庚寅……会讯午门……诸臣相顾未决,王铎日,我敢任其伪,不必再谳,叱下狱”。可见王铎在“太子”真伪的立场上是鲜明的,甚至自愿站在风口浪尖上,直接处置此事,把“太子”押解入狱。当时,认定“太子”的还有朝中的很多大臣,执言仗义、刚直不阿的黄道周也确认“太子”是伪。《弘光实录钞》卷四六也说:“已而拱乾、学濂、宗正、元龙、国弼回奏,皆曰伪”。此事弘光帝对王铎等人的言行大加称赞说:“具见忠诚大节”。皇帝满意了,主政的马士英也在幕后达到了政治目的。日后,王铎却因此蒙受了奇耻大辱和莫大冤枉.又一次在封建政治斗争的漩涡逆流里被呛得奄奄一息。
   北来“太子”真伪之争发生后,驻守南京城外的一些大臣因不明事态真相,上疏质疑,甚至发起“兵谏”。湖广巡抚何腾蛟,兵部右侍郎袁继成皆致疏朝廷,主张审慎行事。而武昌左良玉更以“清君侧”为名,兴兵问罪马、阮,声称“为太子死”。 风雨飘摇的南朝小朝廷内讧初起,未成声势,随即为清朝南下的大军所终断。明弘光元年四月二十日,清军攻陷扬州城大杀十日.后渡江直捣南京。五月十日,福王率马士英等逃奔太平。十五日清兵攻陷南京,城内官民都出来迎降。至于出奔之福王,不久以后,在芜湖被降将田雄所执。公元1646年遇害。 南京城破之际,宫里宫外一片混乱。《爝火录》五月十一日条记云:“帝既出,宫门大开。内外鼎沸,宫女杂走。百姓乱拥入宫,抢掠御用物件,遗落满街。内库银绢、米黄、物玩、弓刀之属,皆被劫罄尽。文武百官一时隐匿,洗去寓所封示。男女出城者如蚁,有出而复返者。居民又尽杀城内外黔兵,糜有孑遗。”京城百姓又有好事者,声言要救出那位“太子”。百姓从中城狱扶拥“太子”上马,直奔西华门武英殿,用从西宫捡出来的弘光遗弃的冠袍,给“太子”加身,然后连呼“万岁”,演出了一场闹剧。其间,王铎已换便装躲避,不料被激动的人群擒拿回来,要他指辩“太子”的真伪。绑缚之下,王铎饱受辱骂痛打。幸有赵之龙出手相救,总算捡了一条性命。而在此之前王铎已经六次请求辞官,终未能获准,从而未能幸免这场祸事。五月十五日,豫亲王多铎已率清军进入南京城。惊魂未定、伤体未愈的王铎随钱谦益等降清大臣去迎接新主子入城。在清军之中,王铎见到了去年在江北已降清的四弟王镆,兄弟相见,悲喜交集,泣泪纵横,内心感慨苦痛实难语言能表达。
   清顺治五年(1648年)冬,57岁的王铎来到北京。次年正月,被命以原官礼部尚书管弘文院学士,充明史副总裁;同年,即顺治六年,授礼部左侍郎,充太宗文皇帝实录副总裁;十月,加太子少保;清顺治八年晋少保品位。当年向西南旅行,途经陕西汉中,由栈道入川,游历了峨眉山。十二月初六,经裕州返回孟津老家.因长途颠簸,身染重疾而卧床不起了。清顺治九年三月四日,朝廷又授王择为礼部尚书,据推断王铎尚未知道这一任命,就干三月十八日卒于里第,年6l岁。死后,清廷赠太保,谥文宗,荫孙之凤小书舍人。
   王铎在出仕的七年间.几乎无所作为。《清史列传》仅在清顺治八年记有两件事情。一是三月上疏朝廷,请求“幸学释奠”、“修葺圣庙”,仍照例调衍圣公及“四姓博士”赴京陪祀。即劝告皇帝要行孔孟之道,实行有关遵孔的旧例。二是四月受皇帝命祭告西岳华山。
   晚年王铎的命运是凄凉寂寞的,作为明朝的亡国遗老,他是得不到清朝统治者重用的,任用他们不过是为收拢人心,用来装点门面。清代初期实行高压政策,如限令汉人剃发,明令“遵依者为我国人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冠’必置重罪”。从剃发来测验人心,让汉人表示服从满人统治。民间有“留发不留头”的说法。剃发尚且如此,何况有悖于满族统治者的言行。惯于直言的王铎只好缄默无声,将内心世界层层遮掩封闭起来。他的故国失去了,他在弘光朝的政治生涯还蒙着灰色的暗影,留下耻辱的回忆。他的父母和同甘共苦的妻子早已逝去,他身为“贰臣”,已无任何前途而言,甚至对于死也充满惶恐,他死前“遗命用布素殓,垄上无得封树”。他的墓至今不知葬于何处。是不敢堂而皇之的为自己树碑立传?或是担忧被人抛尸荒野?
   降清后,王铎的生活态度也发生截然变化。同样降清的好友钱谦益在为他作的《墓志铭》中,隐晦而疑惑地写道:既入北廷,颓然自放,粉黛横陈,二人递代。按旧曲,度新歌,宵旦不分,悲欢间作。为叔孙昭子耶?为魏公子无忌耶?公心口自知之,子弟不敢以间请也。
   这番叙述几近为晚年王铎的素描像。功名利禄,家业国事,皆以飘忽不定。除却声色之外,他只有以诗文、书画自娱。往昔交际的部分亡明遗臣,大多也与他同好,如来权、张玉调、戴明说、孙承泽、周亮乙、粱清标、丁野鹤等人。王铎同他们企图籍艺术创作到归宿。在某种意义上说,王锋为艺术追求终其一生,也为后世留下诗文书画等丰厚的遗产,尤其是他的书法艺术蔚为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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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自中国书法家全集——王铎(河北教育出版社/由智超 著),仅供学习参考,如需引用,请与出版社原著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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