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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简史
作者: 叶培贵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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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魏晋书法
叶培贵 安艳红

  从公元220年魏文帝曹丕称帝,至公元420年,史称魏晋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后又一个分裂割据的时代。东汉统治的崩溃,使固有的政治、经济、文化观念和制度遭到了破坏,面临着重建。一方面,以老子、庄周道家思想为基础的玄学,一度取代谶纬经学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并逐渐与佛教相互融合会通;另一方面,儒学由于其政治学说的现实意义,也并没有完全失去其地位和影响力。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带来了新的观念、习惯,虽与汉族文化有冲突,同时两者也必然要有所互补,有所融会。这一切,使得中华文化再一次进入活跃、会通和拓展的阶段。书法也面对着许多挑战和机遇。
  从曹魏开始,对文学艺术的关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惟才是举”等选人制度的实施,使“才能”有可能越过道德而成为人们的首要追求,其中就包含文学艺术,如原来被视作小道的文学,被曹丕誉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书法在东晋时期成为世家大族争能斗胜的方式之一,上层贵族大量进入这个领域。
  就书法艺术来说,还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即纸的应用至此已经普及,为书法家的挥运提供了最为根本的保障。  
  魏晋书法在这一背景下,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首先,是楷、行、草等字体在广泛的应用中得到迅速完善;其次,出现了多位在历史上极具影响力的大书家,在风格的开创和典范的树立上有无可取代的意义,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书法史的发展;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书法作为艺术的许多基本观念被揭示出来,不仅形成理论,而且被贯彻到实践中,从而使书法的艺术性质得到了强化。  
  这时期的书法发展,大约可以这样来描述:三国为过渡时期;两晋(尤其是东晋)为鼎盛时期。
一、三国
  马宗霍先生《书林藻鉴》这样描述三国书法的意义:“三国者,亦书体上一大转关也。……又书派上两大导源也。”其具体意见容或可以商量,但对三国书法的转折意义的揭示则是极有见地的。我们说它的主要发展特征是过渡性,表现在:一,从有关制度来说,三国所制定的许多制度,是后来书法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二,从字体演变来说,楷、行的发展,三国是中间时代。三,从书家的状况看,三国时代的许多书家实际上成长于汉末,而三国时代成长起来的书家,却有许多进入了西晋,因而前后传承的特点非常突出。
  魏的书法发展比较正常,这与武帝曹操的喜爱有关,他周围聚集了锺繇、梁鹄、韦诞、邯郸淳、卫覬等一批书家。更重要的是,建安十年他还发布了一个禁碑令,虽然扼制了隶书的应用空间,但同时却可以说为楷、行书的发展提供了机遇。这一制度在东晋时得到重申,为行书发达起了极大的作用。锺繇在楷书领域的开创性贡献,为后来二王父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蜀国默默无闻;而吴国则在草书、楷书和篆隶方面都有可观,尤其几块重要的碑刻已是楷书的前驱。
    以下以字体为经分别作简要介绍。  
  1、隶书
  主要集中在魏国。有名的碑刻是:《上尊号奏》、《受禅表》、《孔羡碑》、《曹真碑》、《范式碑》、《王基碑》、《魏三体石经》等。一个共同特点是,出现了非常明显而且接近的程式化的作风:体势开始走向纵长;笔划形成较强的规律性,并出现了一些刻板的处理方式,像“蚕头”部分经常饰以方形的角,波磔的尾部常常过于圆满、张扬等等。这种情况,反映出在新的历史环境中,人们对于隶书的认识正逐渐趋于浅俗、简单,隶书的衰弱已经不可避免。启功先生把这时期的隶书喻为蔗渣,非常形象。可以《上尊号奏》为代表。



  2、篆书  
  数量极少,著名的有两件,都属吴国,一为《天发神谶碑》,传皇象书;一为《禅国山碑》,传苏建书。
  《天发神谶碑》,又名《天玺纪功碑》,传为三国吴皇象所书。晋时折为三段,俗称“三段碑”,嘉庆十年(1805)毁于火。现故宫博物院藏有北宋拓本。在中国书法史上,《天发神谶碑》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碑刻。从书体上说,它非篆非隶,处在两者之间。此碑用隶笔写篆字,横首用折刀头、横尾有波磔,竖尾用悬针,转折用方,若悬崖斩断,字势雄伟。



  《禅国山碑》体势也是变幻莫测,风格奇诡。有人以为这是吴地地域风气的影响,应该是有道理的,但可能还有一个更深刻的原因——即篆隶本身的走向没落。至于它们的艺术价值,清人张廷济云:“吴《天玺纪功碑》雄奇变化,沉着痛快,如折古刀,如断古钗,为两汉以来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之第一佳迹。”虽嫌过誉,而对其审美特点的揭示可谓中肯。
  3、草书
    三国时期的草书,最为杰出的书家是吴国的皇象。  
  皇象,字休明,广陵江都(今江苏扬州)人。生卒不详。官侍中、青州刺史。唐张怀瓘以其八分入妙、小篆入能,章草入神品。清包世臣说:“草书唯皇象、索靖笔鼓荡而势峻密,殆右军所不及。”
  传世作品有《急就章》、《顽闇帖》、《文武将队帖》等,《急就章》尤为剧迹。现存《急就章》,以明正统四年据叶梦得之颍昌本为底本所刻的“松江本”最为有名,字数达1394个。其艺术特点,以唐人窦臮和张怀瓘的评价最称精当。窦臮《述书赋》说:“广陵休明,朴直古情,难以穷真,非学可成。似龙蠖蛰启,伸盘复行。”张怀瓘《书断》说:“右军隶书,以一形而众相,万字皆别;休明章草,相众而形一,万字皆同,各造其极。”长期以来是学习章草的极佳范本。



  4、楷书  
  三国时期的楷书传世的有三种类型:碑刻、法帖和简牍。  
  碑刻集中在吴国,有《谷朗碑》和《葛府君碑》两种。从体势来看,还有隶书的平正姿态,而笔划则已经都泯灭了波磔,未知是字体演变已经臻于此境,或是刻手不佳所致。清康有为认为,“南碑当溯于吴,”以此二种为“真楷之极”,特别是《葛府君碑》“尤为正书鼻祖”,其说后来多为书法史研究者所继承。



  法帖主要是魏国锺繇的作品。繇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东)人。生于东汉桓帝元嘉元年,卒于魏明帝太和四年(公元151~230年)。汉灵帝时任黄门侍郎,魏国时官至太傅,史称锺太傅。他在中国书法史上享有崇高地位,在南北朝时代,与张芝、王羲之、王献之被称为“四贤”,以后长期与王羲之合称“锺王”。刘宋羊欣说锺繇善铭石书、章程书和行押书,当即隶书、楷书和行书。他在历史上享名最盛的是小楷,有“正书之祖”的美誉。现在其书存世可以确认的主要是小楷,共有10种,即《贺捷表》、《荐季直表》、《尚书宣示表》、《力命表》和《还示帖》、《墓田丙舍帖》、《白骑帖》、《长患帖》、《雪寒帖》、《长风帖》。
  南朝梁武帝以为逸少不及元常,并评其字说:“锺繇书如云鹄游天,群鸿戏海,行间茂密,实亦难过。”又说:“张芝、锺繇巧趣精细,殆同机神”。庾肩吾认为其书“天然第一”。唐太宗李世民则认为虽然锺繇“布纤浓,分疏密,霞舒云卷,无所间然”,但尽善尽美的只有王羲之。唐张怀瓘《书断》认为“真书古雅,道合神明,则元常第一”。又说:“刚柔备焉,点划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馀。秦汉以来,一人而已。”清人刘熙载认为“其书大巧若拙,后人莫及”。  
  锺繇以国家重臣的身份,在书法领域进行了积极的活动,对人们的书法热情是一种极大的促进,这本身就有很重要的意义;更重要的是,他的努力,加快了楷书成熟的步伐,为东晋崛起的二王,有直接的先导作用。他的小楷,长期影响了历史上的小楷书家。“正书之祖”的美誉,他是当之无愧的。



  简牍书主要出土于吴地。1979年江西南昌发现的《高荣名刺》(其用途近于现在的名片)及简牍、安徽马鞍山发现的《朱然名刺》及《木谒》,都有很接近成熟楷书的写法,尤其是后者,体势宽博,虽然刚从隶书化出,但楷法已具规模。可见,到三国时代,楷书的发展已经是势不可当了。这几件作品,风格与后世受隶书影响的楷书有相似之处,值得重视。
  5、行书  
  比较严格意义上的行书,在三国时代还没有发现。史书记载锺繇学行书于刘德昇,且书风瘦劲,但没有作品传世。现存比较接近行书的作品是吴地出土的简牍,这就是江西南昌的吴应墓《木方》,除了少数笔划如捺、长横等还有隶书遗存迹象外,无论结体还是笔划的连接、省减,都是行书的规模。由此看来,到东晋时代形成成熟的规范行书,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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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书法简史》(叶培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