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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永(公元6世纪)


智永《真草千字文》墨迹本(传) 每页29.3×14.2厘米 日本私人藏

  《真草千字文》墨迹本为日本所藏,纸本,册装。计二百零二行、每行十字,原为谷铁臣旧藏,后归京都小川为次郎,现为小川为次郎之子小川正字广巳先生收藏。后有杨守敬、日下东作(鸣鹤)、罗振玉、内藤虎所写题跋,有认为此墨迹本为智永真迹,但多数学者,包括清代杨守敬等疑其为唐人临本、摹本。


  此次扫描的版本难得可贵的是,题跋俱全,让我们得以了解此帖全貌,以及此帖的收藏与相关考证。
  1912年日本小川为次郎氏把所得到的一个墨迹本影印行世,内藤虎考订认为,这即是所谓“拓王羲之书”“真草千字文二百三行”那一卷。天平胜宝八年(相当唐肃宗至德元年) ,日本圣武天皇死后,其皇后藤原光明子在把他的遗物献给东大寺卢舍那佛,遗物中的《献物帐》即包含此卷,现在已改装成册。每页高29.3厘米,宽14.2厘米。光绪辛巳(1881年)杨守敬即在跋语中指为唐时临摹本。

  此《真草千字文》墨迹本,传闻早在唐代就流传到东邻日本。而在中国本土者,南宋之后,《真草千字文》800本俱成劫灰。只有保存于西安碑林的北宋大观三年(1109年)薛嗣昌石刻本(左)。虽说“颇极精工,无复遗恨”,可称善本,但和墨迹(右)相比较,锋芒、使转含混多了。相比之下,石刻本轻重变化小,用笔中锋侧锋不明,含混而不见锋芒。可见米芾“石刻不可学”是有道理的。
  智永《真草千字文》墨迹本复出后,启功先生曾于1989年4月在京都小川家获观原本,在其《千字文说》中补记有“(纸色)盖敦煌一种薄质硬黄纸经装裱见水时即呈此色。其字每逢下笔墨痕浓重处时有墨聚如黍粒,斜映窗光,犹有内亮之色,更可知绝非钩描之迹矣”。先生以初唐人临本证明:认为这就是800本之一。并有诗云:“永师真迹八百本,海东一卷逃劫灰。儿童相见不相识,少小离家老大回。”
  2019年1月16日-2月24日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特展中展出此册两页。近距离观赏,纸色暗黄,落墨如漆,笔画起止处以及牵丝引带等,其手法与唐冯承素摹兰亭序颇为相似,因而,很多学者认为这很可能是唐内府供奉的拓书人的“钩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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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敬跋:世传永师喜书千文,传世凡八百本,然自宋以来,唯关中石刻本有薛嗣昌跋,俗称铁门限者,其他集帖中皆无别本。余尝得刘雨若所镌一册,曰宝墨轩,云是王文成、破宸濠所得,其中唯渊字缺笔,或是武德时人所临。日下鸣鹤,见之因言其友人,如意山人藏真迹本,与此绝相似,乃致书山人属其以墨本来对照,山人欣然邮寄。乍睨之,仿佛同出一源,细审乃觉有谨肆之别。观其纸质、墨光,定為李唐旧笈无疑;又可知余本实有所受法,非同凿空之比。赵子固称虞永兴庙堂碑為楷法极则,今庙堂原石已亡,永兴得法于永师,则谓此千文为庙堂真影可也。又永师为右军嫡嗣,渊源有自。今右军墨笺已不可见,过庭虽称善变,然过趋劲快,识者病之;惟永师寓变化於谨严。山阴门庭,於斯不远。书此以资,鸣鹤并以寄 山人云 。 光绪辛巳夏六月,荆州杨守敬识于东京使馆。

内藤湖南(1866-1934)跋:谷如意翁旧藏《真草千字文》,今归简斋小川君插架。从前鉴赏家多定为智永真迹,清国杨星吾亦以为唐抚永书,今以关中石本校之,行款既同,结体亦肖,至其神采发越,墨华绚烂,竟非石本可比,谓为出于永师,似无不可。(翁覃谿以关中本宋初讳字缺末笔疑北宋人所书,杨星吾以宝墨轩本独缺渊字末笔,其出武德旧笈,并失之凿矣。)
但此本传来我邦,当在唐代,当时归化之僧、遣唐之使所赍二王以下率更、北海、季海等法书,载在故记旧牒,班班可考,独永师有此剧迹,而官私著录寂焉未有之及。何也?按《东大寺献物帐》录拓王羲之书廿余种。中有‘真草千字文二百三行,浅黄纸,绀绫褾绮带’,今此本已失去褾带。而纸质行款并皆与献物帐合。秘府所藏又有临右军草书四行(出东瀛珠光第四册),其中“过不得敕寒来”数字实仿此本。停云馆收李怀琳草书《绝交书》,近年,另传其油素钩本乃唐人所抚,与此本草法体势相近。文待诏疑其右军书,而怀琳摹之,可谓另具隻眼。
综而考之,此本为献物帐所录王书真草千字文殆无可疑。且永师所书八百本皆拓梁集王书。董彦远已言之。东坡所云永师欲存王氏典型,以为百家法祖,故举用旧法。非不能出新意、求变化是也。然则此本拓摹其或出于永师之徒,亦未可知。关中石本与此形神逼肖,不为无由。乃谓此本乃永师真迹,亦未为凿空妄断矣。 《献物帐》所录拓王书,尚存者此外止有二本,皆行书。(内府藏《丧乱帖》及冈田氏藏《孔侍郎帖》),予遂定此本为“天下真草法书第一”。嗟予生于千载之后,获自楮墨间,亲窥山阴面目,不藉锓木镵石之工,非至幸欤!
近人往往知重旧拓墨帖,而不知拓摹更可贵,夫梁武帝与陶隐君去右军时不过二百年,又精鉴赏,其论乐毅论已不能分真与摹,时拓摹之精,可概见矣。迄贞观间汤普彻、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供奉拓书,尤极其妙。《稧帖》摹本,出其手者,动值钱数万,而欧楮临摹入石之说,武平一法书记,何延之《兰亭记》皆无所见,恐出后人臆造。此本之矜贵,亦在其为唐人拓摹,但其摹法已兼临写。前辈云,唐人往往以临为摹,盖不止专于形似之末,并务神理之仿佛,不得不由此法也。
唐初真书,群推欧虞褚三家,皆出右军,或谓欧导别源,私淑北碑者,非也!今以三家书与此本真书对照,永兴有此雍容而无此清妍,勃海有此峻整而无此温润,河南有此妩媚而无此端雅,其草书寓变化于谨严,非过庭以下所企,则杨星吾已言之矣。
平田寺敕书,凡磔法末笔一顿,以往再拽毫尖,如锥颖破囊,亦仿此本文字被字等末笔,可为当日此本转抚致盛之证。
顷小川君将玻璃板印行此本,以颁同好,圣华房主人董其事既成,予因条举鄙见,以付其后云。
大正元年十二月十日内藤虎。

附录:论日本小川氏所藏智永《真草千字文》墨迹为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