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秉绶（1754-1815）
伊秉绶《隶书“颂心经室”镜心》纸本 65.5×126.5cm 1812 嘉德2025春拍
题?识：题为伯申先生大雅属。嘉庆十七年（1812）四月望日，汀州伊秉绶。
钤?印：默庵、赐研斋
鉴藏印：王引之印、曼卿、铜臭室吉金、岭南黄公度家箧中物、微子之后、棣花阁、觉庵老人
估 价：1,500,000-2,800,000
拍卖日期：2025-05-26
说?明
1.“王引之印”“曼卿”为王引之用印，上款“伯申先生”即王引之。
2.“岭南黄公度家箧中物”为黄遵宪藏印。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广东嘉应州（今广东省梅州市）人。富收藏，梅州八贤之一。
3.“铜臭室吉金”为王崇烈藏印。王崇烈（1870-1919），字汉辅，山东福山古现人，王懿荣（1845-1900）次子。清光绪二十年（1894）举人。历任军机处存记补用道，清史馆协修。
4.“岭南黄公度家箧中物”“铜臭室吉金”两印俱为黄士陵所治。黄士陵（1849-1908），字牧甫（一作穆甫、穆父），号倦叟，别号黟山人、黟山病叟、倦叟、倦游窠主，先后又有蜗篆居、延清芬室等斋号。是篆刻“黟山派”开宗大师。
5.“微子之后”印为徐新周所治。徐新周（1853-1925），字星州，别署星舟、星周，江苏吴县人。金石篆刻家，吴昌硕（1844-1927）弟子。
按?语
伊秉绶擅隶书，入汉人之室而参以篆书笔意，端严沉稳而有装饰趣味，清中期后一大家也。尤擅匾额大字，愈大愈壮，有不可一世之概。此幅“颂心经室”四字，笔笔中锋，圆劲而沉着，力量直透纸背，历二百年而力量气局仍袭人心目。行书四行亦挟篆意，稳健中有飞动之势，与隶书大字形成动静对比，于是满幅生机跃动，读之令人心旷神怡，味之不尽。
附录：
浑浑沦沦，文字真原
——乾嘉金石学的两个侧影
嘉庆十七年（1812）四月望日，汀州伊秉绶为时贤王引之题写“颂心经室”隶书斋额，并以行书题款：“题为伯申先生大雅属。嘉庆十七年四月望日，汀州伊秉绶。”距今已逾二百余年，然其墨迹沉雄挺拔，气局森然，至今观之，犹觉风骨照人，余韵萦怀。
伊秉绶，字组似，号墨卿、默庵，福建汀州宁化人，乾隆四十四年（1779）举人，五十四年（1789）进士，师从戴联奎，官至刑部主事、员外郎。仕途之外，尤以书法卓然自立于世，工篆隶，兼擅行草，喜绘画、治印，亦有诗集流传。他之书艺根植于金石传统，溯汉隶唐碑之源，参以篆籀笔意，遂使清季书坛，在馆阁书风靡然一式之下，独开峻拔高古之境。与邓石如并称一时，世誉其为清代中期以后隶书一大家。
此幅“颂心经室”，正是伊秉绶盛年笔力雄迈之作。四字隶书，中锋勒纸，圆劲沉着，力透纸背。宽博的字势与深厚的墨气，令人遥想汉碑摩崖，仿佛巨斧劈山，铁勒千秋，展读之际，一股古拙而雄健的气息扑面而来。每一笔，每一画，既有篆籀的苍茂古朴，又有金石铭刻的坚实铿锵，方整中寓以险绝，厚重中涵着灵动，沉雄之中又闪烁着几分独运的匠心，使人不由沉浸于其跌宕顿挫、气象万千的节奏之中。
伊氏隶书得力于唐隶之雍容典雅，更直追汉隶之堂奥真味。他广泛涉猎秦汉碑版与汉印金文，熔铸而成自家面貌：既有汉印之朴茂自然，又得吉金文物之古拙醇厚，能于平正处见奇势，在拙朴中隐锋芒，所谓“弥纶广大，倾吐宏深”，绝非虚誉。清代学金石者众，然多滞于形似斑驳之迹，真正能于字里行间重现秦汉气象者，寥若晨星，而伊秉绶以其胸怀之宽博，目力之深远，熔古铸今，独步当时。此幅大字即为明证，磅礴若千里阵云，沉郁如奔雷坠石，非寻常书家可比。
而行书题款四行，则又别开生面。硬毫强抱篆隶，笔意沉着而结体灵动，动静相生，顿挫呼应，使整个作品在庄严雄浑之中，又具潇洒自如的气韵。若说四大隶字如巍巍高山，沉稳不动，则这行书款识便如山间清泉，曲折流转，使得全幅章法生机勃发，宛若天成。
至于“颂心经室”四字本身，亦寓意深远，非泛然命名。王引之（1766-1834），字伯申，号曼卿，江苏高邮人，清代著名学者，为王念孙（1744-1832）之子，家学渊源深厚，自幼即从事声韵、文字、训诂学之研治，得王念孙之精髓，极负盛名。自二十岁起，遍研《尔雅》《说文》《音学》，积学愈精，遂成《经义述闻》三十二卷、《经传释词》十卷，奠定其在清代经学、训诂学界的崇高地位。乾嘉学派以考据、训诂为宗，王引之正是其中翘楚。其奉旨勘订《康熙字典》讹误，撰成《字典考证》，亦足见其学问之精深，文字之渊源。
乾隆年间，惠栋（1697-1758）曾指出：“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音，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然辨经正音之学极其枯燥，有时为考一字，翻千篇未必得一真解，所以考据之难，非有强志，难以为继。王引之承戴震（1724-1777）“求是”之则，又明顾炎武（1613-1682）“理学即经学”之要，必定早立其志，道心磐固，由字以通辞，由辞以明道。
“颂心”二字，实乃追述王阳明“心学”之精义。阳明先生倡言“知行合一”“致良知”，其学以良知为本体，立志成圣，重在人格的体认与生命的提炼。王引之治经治训，虽属考据之学，然其治学之精神，实亦有阳明心学之余绪，非徒为章句而已。以“颂心”命名，正是对其学术精神的赞誉与认同，表达了一种以良知自砥砺、以圣学自期许的高远追求。而“经室”则直指其治经、训诂的学术志业与终身方向。二者结合，“颂心经室”四字，既寓理想，又明志业，寓意深厚，命名高古典雅，极富文化意味。
嘉庆十七年（1812），伊秉绶宁化里居；夏，入都赴部候补，至扬州病发，返归乡里。是年三月廿六日，立夏，伊秉绶为同年刘若璪作隶书四言联，此时伊氏当已达南昌。五月，伊氏有大量在西湖寓楼的题咏，说明其时人已在杭。当时的杭州正是校经刊书的重镇，大量参与考据的学者，都围绕阮元（1764-1849）的“诂经精舍”进行刊书活动，这里面当然就包括常在扬州的吴锡麒（1746-1818）和王引之。从“颂心经室”这件作品上的“四月既望”来看，或许此时伊氏已抵杭，而王、伊二人正是在杭州有了短暂得际会。
若更深体味，这幅“颂心经室”，实乃二人精神世界的某种交契。伊秉绶虽以书法名世，其人亦笃信心性之学，志趣超迈，书法之雄健中，隐伏着一股高古冲和的气象。王引之治学治经，深探训诂之微，极尽考据之精，而其心志所寄，亦在于自性成圣，与乾嘉朴学之机械考索者判然有别。正因两人内心深处同具高远之志，卓绝之气，故伊秉绶能于题匾时，将王引之的学术理想与自己内在的精神气象融会贯通，化作笔下这一幅力作。
回望清代中叶，馆阁体之风盛极而衰，千人一面的俗靡之气充斥朝野。伊秉绶逆流而上，以金石为宗，独辟蹊径，书风浑厚庄严，气势磅礴，实为清中期隶书艺术独树一帜的代表。而王引之则于浮靡世风中，守朴学之正道，究训诂之幽微，志存高远，学术成就卓然独立。二人在各自领域中所体现出的精神姿态，遥相呼应，遂使这幅“颂心经室”不单是一件书法作品，更是一种精神的结晶，一种时代风骨的象征。
今天读伊秉绶此作，仍能感受到其中那种沉雄宽博、磅礴浩荡之气，仿佛穿越二百年烟尘，直抵人心。那种以书法为载体，承载文化理想与人格精神的努力，仍令人肃然起敬，悠然
神往。正如金石之道，求者欲与天地同寿，延文字真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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