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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卖文售字生财有道


  康有为一生中几遭政府缉杀,数次流亡异域,就在这漂泊动荡的流亡生活中,他娶了五房姨太太,并积累了相当可观的家业和多处房产。康有为一生的经济生活,绝不是一般人想象中的窘迫潦倒。

  生财有道康有为



  提起妇孺皆知的“南海先生”康有为,人们联想到的大多都是公车上书、戊戌维新、保皇“勤王”等历史事件。作为清末维新改良派的主要人物,康有为以教育家、思想家而著称,一生中饱受灭族缉杀、流亡异域之苦,但是,孰不知,这位南海先生若是以实业报国,很可能会以巨贾身份演绎爱国热情。

  康有为一生中几遭政府辑杀,数次流亡异域,就在这漂泊动荡的流亡生活中,娶了五房姨太太,并积累了相当可观的家业和多处房产。徐勤和梁启超在《致宪政党同志书》中曾称颂康有为:“先生以国为家。夙不治家人生产作业,每遇国难,辄毁家以图纾救。居恒爱才养士,广厦万间,绝食分甘,略无爱惜。”仅从这几话中就能推出:康先生一生的经济生活绝不是一般人想象中的窘迫潦倒状。

  眼光独到果敢出手

  康有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祖父康赞修是道光年间的举人,父亲康达初做过江西补用知县。在广东,康氏家族遗留下80余平方米的房产,即现在广东南海的古居遗址。但据考证,康有为的父亲做过江西补用知县,却始终没有“转正”,估计当时银包空瘪可能也是原因之一,否则没有理由拒绝“一年清知县,十万雪花银”的“追加投资”。

  公车上书前,康有为大部分时光是在广东南海祖居度过的,这座80余平方米的一厅两廊两房的房间寄托着康有为的政治夙愿。1898年戊戌变法后,康有为被迫离开中国,辗转港澳、东南亚等地。1913年回到国内后,也大半托庇上海、青岛、大连租界。我国近代金石、书、画大师吴昌硕曾为康有为治印,文曰:“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周游大地,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这概括了康有为在1898年到1914年间的行踪,也就是在这期间,康有为开始经营出版、报社、文化企业以至于房地产。

  初期,由于变法活动经费时常捉襟见肘,康有为不得不开动脑筋多方筹措资金,主动或被动地进行了若干投资。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春节,康有为访问墨西哥,受到隆重接待,当地华侨纷纷为康有为募捐。当时墨西哥城正筹款修筑有轨电车,虽然身处异乡,康有为依然看到这里潜藏的财富,他利用各地华侨提供的捐款,购置电车轨道经过之处的地产,不久,这些地价就上扬了好几倍,最终这一投资得到十多万银圆(墨洋)的赢利。后来,康有为游历加拿大、日本等地,在海外华侨的帮助下,他利用捐款筹资,在海外经商、做地产生意,积累了一定财富。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虽然祖传财产有所损失,但是从总量上看,他却赚回了比祖辈遗产更多的财富。康家在广州花埭原有一所别墅。1921年,他在所作《上海愚园路游存庐落成赋诸公》一诗的小注中记曰:“吾以丁酉(1897年)筑别墅于花埭,亦被封,后拨还”。康有为的曾祖康云衢曾购买诗人张南山的听松园改建的“云衢书屋”,由于当时的广州政府修筑马路拆毁了旧居,不能原物发还,官方便把回龙舍分配给康有为,并加发官产,作为对康有为15年损失的赔偿。回龙舍也不是等闲地产,其时是在广州永汉路(今北京路)附近的一座深宅大院。康有为的家产损失可以说是悉数得到补偿。

  由于康有为时常往来上海、广州之间,1914年6月,康有为租赁了上海新闸路16 号辛家花园(今新闸路1010号新亚药厂)并定居下来。这是一座如同“大观园”式的住宅,占地颇广,曲桥楼阁,围以红墙。康有为向房主盛家租住,每月租金120银圆,年租金1440银圆(今合人民币约10万元),一住就是8年。这期间,康有为的广州宅子是他的二太太梁随觉居住。1916年后,康有为决定定居上海,同时也看到上海的地皮更有增值可能,于是他变卖了广州的回龙舍,用这笔资金,转手在上海买入地皮。这在当时颇有眼光,不久上海的地价飞涨,康有为从中获利很多。康有为在定居上海之初,还曾经投资过交通干线附近的房产,获利也颇为丰厚。

   投资别墅亦租亦卖

  1921年,已届64岁的康有为,又在上海愚园路(当时为英租界越界筑路地段)自购地皮10亩,建造了一座中西合璧的花园住宅,取名“游存庐”。此后在上海文化史上以“康公馆”著称。这座康公馆的门牌原是地字34 号(后改编为192号和194号),筑有两幢西式楼房。1926年3月,康有为就在这临街的一幢二层楼内,开办了“天游学院”。  

  1927年康有为去世后,“天游学院”随即停办。然而“游存庐”还“存”了3年。到1930年,康氏家族继承人为偿还债务,被迫将“游存庐”出售给浙江兴业银行。该行将原有园林拆除,利用这10亩地皮,改建为“弄堂式”的居民楼房40多栋,名为“愚园新村”,迄今尚存。

  据史料称,康有为购置过三处别墅。杭州的“一天园”是他最花费心思的一座别墅。一天园建筑耗时4年,工程划分了11期完成。康有为关于一天园的记述甚多,在《一天园记》和《一天园诗十章》中,都可窥探到康有为晚年沉醉于自然景色和花树竹木之中,颇有“天游化人”的心境。

  上海莹园是康有为晚年修建的第二处别墅,1922年落成。此园地处上海杨树浦,临吴淞江,可远眺日出东海,偶见海市蜃楼。莹园的建筑比较简单,康有为曾有《新筑别墅于杨树浦临吴淞江作》一诗。这座别墅筑成仅一年多时间,就转售给日本人。

  青岛“天游园”是康有为晚年生活中的第三处别墅,地址在青岛福山路6号。这里原是戊戌变法前德国在青岛设租界时建筑的提督署,当地称之为“提督楼”。该楼筑于信号山坡,屋虽小而园甚大,望海绿波,盛暑不热,是个好去处。1923年康有为游青岛,当时青岛市长赵琪(军阀张宗昌的部属)招待康有为住入提督楼。康有为看上了这个好去处,就决定租赁。过了一年多康有为将这座楼又买了下来,改名“天游园”,此后每年夏天率亲属子女来青岛避暑。

  庞大开支依仗颇多进项

  有人从康氏家族庞大的日常开支推测出,康有为的各种收入每年要超过2万银圆(大约折合人民币80万元左右),因为只有如此收入才能养得起他的大家庭,以支付各种日常消费生活。

  康有为的家庭庞大,家中成员庞杂,除了原配夫人张云珠于1922年去世外,他还有5位妻妾和6个未婚子女,日常侍候这些老爷太太、公子小姐的有10多个女仆、30多个男仆、厨师等雇员。另外,据说康家还雇有两个头卷白布、满脸络腮胡子的印度看门人,看来康家那时排场不小。平日里,来康家的还有川流不息前来寄居的门生故旧和食客,少则十余人,多则三十余人,康有为一概款待如宾,颇有战国时期孟尝君“养士”的古风。

  康公馆的生活算得上“钟鸣鼎食”之家。据媒体报道,康家招待这些成群的宾主,光是消耗大米,平均每4天就要吃掉一石(176斤)。康家仆役每天采购日用品、副食品多用汽车运输,每月单伙食费就要花费400银圆以上。雇员每人月薪平均12银圆,共计每月支付工资500银圆。康家五房妻妾更不是省油的灯,此外还要给女儿每人每月发零用钱5银圆,儿子每人2银圆,这些开支每月也得几百银圆。

  再有,康有为不断与外界联系,时常“通电”对国事表态,依照当时的费用,据说仅电报费每年可达上千银圆。再加上婚丧喜庆应酬费等等,总开支平均每月2000银圆左右。

  总之,康有为55岁以后在上海和江南生活的14年间,每年花费不下两万银圆,大约折合人民币80万元左右。

  康公馆这样浩大的日常开支,再加上置办别墅颐养生年的耗费,单是靠康有为买卖房屋赚取差额,也肯定是窘迫难言的。有出必有进,钱从哪里来?据史料记载,康有为经常会得到宪政党的供给。康有为长期是宪政党的党魁,接受宪政党供给的生活费。有次保皇会在海外募得基金100万美元,曾以10万美元给康有为作游历各国“考察政治”之用,他以此款购买了不少中外文物、古董。康有为曾以这些古物开过展览会,也出售一部分弥补生活费用。至于大军阀、大官僚对康有为“馈赠”金银,账目则无从统计。例如,康有为在青岛去世时,山东军阀张宗昌就送来3000银圆(有人说是3万银圆)。

  卖文售字敛财有道

  康有为的书法曾被称道一时,虽然现在有些舆论大肆批判康有为的书法,但在那时康的书法是他下蛋的“金母鸡”之一。

  据传,曾经还有人专门假冒康有为的字迹卖钱,无锡富豪荣德生就曾经上过当。荣德生为自己在太湖边的别墅“梅园”托人向康有为求字,付以润笔费500银圆。后来康有为亲临梅园,陡然发现这不是自己的手笔,就说:“我没有写过这个匾。”主人尴尬愕然,当场又以润笔费500银圆,请康有为挥毫赐墨宝,替换原有的赝品。一刻工夫,500银圆入怀。

  据说康有为书法的价格(雅称为“润格”)大致为:“中堂七尺者三十圆(银圆),每减一尺减二圆,每加一尺加二圆;小横额三尺内二十圆。磨墨费加一(圆)。”至于为厅堂楼阁题写“匾额”,价格就更高了。当时的官僚、地主、军阀、富商,附庸风雅,趋之若鹜,纷纷收藏康有为的字书,据说此项收入每月就在1000银圆左右,合人民币四五万元。康有为还在报刊上登载卖字润格广告,或在上海、北京各大书店放置“康南海先生鬻书润例告白”,中堂、楹联、条幅、横额、碑文杂体,有求必应,无所不写。

  康有为晚年十分迷信风水,热衷于扶乩问卜,他购地建屋、修墓时,都会因风水而动。1916年起,康有为几次去江苏茅山,看到几处地方风水很好,购了几百亩山地,作为母亲劳连枝、弟弟康广仁及三太太何旃理的墓地。在墓地之外,他在茅山句容县(现为居容市)还看好一处风水宝地,于是开辟了一个农场。可是他办的茅山述农公司(取其祖父号述之的“述”,取其父亲号少农之“农”)并没因了风水而沾上财气,最后以失败告终。看来当投资是理性活动时,风险和收益才有可比性。
(来源:2005-09-19 《钱经》杂志 )

康有为 《行书七言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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