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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临习《爨宝子碑》
作者:郭颐扬


  《爨宝子碑》,全称《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宝子碑》,东晋义熙元年(405年)立,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出土于云南曲靖县南杨旗田,今存曲靖县一中校园内。碑高5尺4寸,宽1尺8寸。碑额书“晋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墓”15字;正文13行,满行30字,共336字,字径约1寸;下列题名13行,行4字。碑额、正文、题名均为正书,前后风格一致,体在楷、隶之间。正文末行“立”字下刻有清咸丰二年(1852年)曲靖知府邓尔恒隶书跋六行。跋云:“考晋安帝元兴元年壬寅改元大亨,次年仍称元兴二年,乙巳改义熙。碑称‘大亨四年’,殆不知大亨年号未行,故仍遵用之耳。”邓说不虚,“大亨四年”实为义熙元年。旧拓本无邓跋。
  《爨宝子碑》的出土地云南,在东晋属“南中”之地,所居少数民族被称为“西南夷”。与中原和江南相比,此地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是当年的僻邑荒郡。宝子一族即为当地土著,且为大姓。其祖辈有史可稽者可追溯到爨习,他是诸葛亮南征时所降服的南中俊杰之一,事蜀后,官至领军。其后相继有爨肃仕于曹魏,爨云仕于北魏,宝子则仕东晋,且官至“建宁太守”,可见,爨氏虽为蛮族,但由于与汉政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蜀汉之际始,便接受汉文化的薰染。而且,宝子所辖之地在汉代曾一度成为中国西南边陲的国际交通要道,是中外交通东西往来的必经之地。与内地频繁的交往,中土的文化必然通过各种渠道传至南中,其中包括文字与书法。因此,俨然汉制的《爨宝子碑》出现在南中,初看令人匪夷所思,颇生诧异,但从其历史地理背景加以考察,却在情理之中。
  魏晋是书法史上新旧书风的转换期,主要是隶书向楷书和行书转换。这里只谈隶楷之变。在“变”的强风吹刮下,新旧书体的点画和形态均呈现出新的面貌:一方面,旧体的隶书旧得不地道常有楷书的写法;另一方面,新体的楷书新得不完善,时见隶书的影子。因此,新旧杂糅,楷隶相参,是这一时期时代书风的显著特点。只不过因年代的先后和实用目的及书者书艺的不同,具体到作品中,楷隶之间的比重有异而己。有的以隶为体,参以楷法,隶多于楷;有的以楷为体,留有隶意,楷多于隶;有的则楷隶参半,实难定其为楷书或者隶书,《爨宝子碑》便是典型。只因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称此碑为隶书,以后的著述皆沿用此说。其实,我以为这未必很恰当。但既已约定俗成,也只好如此了。
  那么,《爨宝子碑》为何会出现这种非楷非隶,亦楷亦隶,楷隶参半的面貌呢?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论》中说,该碑作者“想模仿八分而又学不像,字体显得很不自然”,我觉得很有道理。
  我们知道,在汉字书法发展史上,手写体墨书和刻铸铭文是相对独立,自成系统的,同时又相互影响,彼此制约。从时间上看,手写体墨书总要比刻铸铭文转化得早一些。春秋战国时,篆书向隶书的演变是这样,魏晋之际隶书向楷书的演变同样如此。之所以有这种差异,主要是不同的实用目的造成的。手写体墨书多用于日用文书、簿籍之类,因求简便,在赴速急就的书写过程中,用笔往往草化,并使用俗笔,从而解散旧体,产生新法。开始是少数人,后来使用的人渐多,并加以规范定型,便成新体。魏晋时,经钟繇到二王,楷书已经成熟,即新体已成,并广泛地运用于官府文书和日常生活之中,流风波及南中。虽难见实物资料,但可以推断,《爨宝子碑》前后,南中的手写体墨书当与中原、江南相仿佛,即与魏晋写经、敦煌写经以及钟王一脉书迹相似而后可。即使由于南中地处边陲,通讯远阻,其新体楷书不如中土成熟,但也不至于相差太远。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南中,楷书(即使尚存隶意)已是社会各层在日用生活中的通用字体。因此,《爨宝子碑》的作者能作楷书是毫无疑问的。
  刻铸铭文则不同,它的主要目的是实用,或是门生故吏为其府主立碑或是子孙后嗣为其祖辈伐石,既欲昭示于众,又望传之久远。因此,为表其敬意,示其庄重,多采用古体字。这是中华民族由长期积淀而成的崇古意识在汉字书法上的反映。故尽管当时楷书新体书风炽烈,此碑却仍沿续汉代以来的传统以隶书作为正规书体。刻铸铭文在字体选择上的保守性,便约束了它向新体转换的速度,而总要比手写体墨书慢一拍。而且《爨宝子碑》前后,旧体隶书既已不再是公私往来文书的通用字体,习者日少,隶法渐趋衰微,故《爨宝子碑》的作者不善隶书,亦不言自明。
  因此,《爨宝子碑》的作者以楷书新体之法强为旧体隶书之体,只能状其仿佛,其结果便是不伦不类,非楷非隶,处于一种“两不像”的尴尬境地,字体也就显得很不自然了。当今不谙隶法的学书者开始写隶书时,也往往以楷入隶,字形与此相类。但又有本质的不同;前者在“两不像”的尴尬中蕴含着深沉的艺术魅力,能给人以无限的美感,而后者却是实实在在的不伦不类,除了以楷、隶拼合而成的字形外,别无他物。这种在审美上悬隔千里的差别,是由于历史、哲学、民族、心理造成的,抑或是其它?个中原委,发人深思。
  《爨宝子碑》的作者不善隶法而勉强为之,方书之时,一方面怀肃穆之情,慎重为之,一方面功力不济,手不由心,结果事与愿违,欲求工而愈不工。这样便出现了许多不合常法甚至“毫无道理”的用笔和结体。这些不合情理的用笔和结体便构成了该碑最显著的艺术特征——奇姿异态。如果一切都应规入矩,一切都如应该的那样,则何奇之有,何异存焉?
  先看点画。该碑大多数点画是楷与隶的复合体。众所周知,隶书最典型的用笔是波挑,其形态以蚕头雁尾为特征。该碑大部分波画、挑画的收笔与汉隶没有多少区别,但起笔却用楷法,改逆入为切入,变蚕头形成斜方形。这样,波画便成为该碑最具特色的点画:中间平两头翘,俨如一叶小舟。竖撇的起笔亦顺锋斜切,是楷书的写法,而有的撇画则全用楷法,如“吏”、“咸”、“仪”等。钩画有的像隶书,有的像楷书。点也很有特色,均为三角形,但形态、大小、方向、取势多有不同。一些短撇和短竖也写成了三角形,如“集”、“乐”。横、竖、点多为方笔,撇、捺、钩多取圆势。楷隶相参,点画变化丰富,方圆互用,厚重中增加了一些灵动之姿。另值得一提的是,该碑点画中方折锋利的棱角,用毛笔是写不出来的。而是参合了刻手随意发挥的成分,是刻手在书丹原迹基础上强化的结果。
  二看结体。总体而言,该碑尚具隶书的特征:横平竖直,以保持重心的平稳;撇、捺、长横、戈钩向左右两边伸展,以求横张之势。但远不如汉隶均匀规整,即使在汉隶家族中奇崛一类的作品如《鲜于璜碑》、《张迁碑》、《封龙山颂》等,在《爨宝子碑》面前也显得保守。尤其值得在意的是,该碑有不少字打破了“雁不双飞”的基本原则,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横画和捺画的收笔同时作波状,偏来一个“双雁齐飞”,如“得”、“所”、“其”、“吐”、“芳”等不胜枚举,有的则是“三飞”甚至“四飞”,如“海”、“疾”、“庭”、“春”等。撇画也有同时向左下长长掠出的,如“沧”字。而有些横画,特别是左右结构的字左边部分的横画,按隶书常法是不能作波状的,但该碑却写成波画,如“朝”、“野”、“穆”等。此外,该碑结体时,在穿插、避让、聚合关系上也大异常法,极尽变化之能事。总之,《爨宝子碑》在结体上所表现出来的叛逆性格,使人不能不刮目相看。
  楷隶互参的用笔,不拘常规的结体,以及由于字形大小参差而形成的整齐中寓错落的章法,这些外在的形式特征共同构建了《爨宝子碑》内在的艺术风格:古拙、肃穆、天真,同时又带有几分滑稽和幽默。如果打一个比喻的话,它颇像一个老顽童,既骨老血浓,又童心未眠,时有天真烂漫之举;或者说,它像一个小大人,走路尚步履蹒跚,却又故作深沉之貌,其言其行,实令人忍俊不浚因此,它是一个多种成分复合而成的综合体,但这种复合却十分自然,各种矛盾对立的因素在豪爽强悍、朴野率真的“蛮夷”“书家”笔下得到了和谐的统一。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心态下观赏此碑,都会有新的感受。不可否认,该碑作者的书艺是拙陋的,至少是不精隶法。但更不可否认,该碑是奇妙的,奇妙得令人心醉,令人流连忘返。而且,其拙陋处正是该碑的奇妙处,也是最能打动人心的地方。从拙陋到奇妙,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两极之间的转换,是审美观念吗?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刘熙载“怪石以丑为美,丑到了极处也就美到了极处”的理论在这里得到了具体的落实和验证,而对《爨宝子碑》,不由自主地便思接千载以上,视通万里之遥,回望起一千五百多年以前,西南边陲少数民族那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情有所动,心亦摇焉。
  说不完,道不尽的《爨宝子》!
  因该碑变化太多,法无常定,初习书法者不宜学。但当有一定基础之后临习此碑,则可医涪滑、雹媚、俗诸玻临习此碑,最须注意的是要透过表象明其内理。我们知道,碑刻都有刻工自我发挥的一面,加以风雨剥蚀,已与书丹原迹有一定的出入。具体到此碑的方笔,固然书丹原迹已定其根本,刻工在此基础上把“方”作了进一步的强化,也是毫无疑问的。因此,我们在临习时,切不可以描填之法画成其方,而应遵循用笔之理得其方意。清末民初书家经亨颐先生写《爨宝子碑》不拘泥于一点一画之细枝末叶,而是从大处着手写其古拙厚重之意,却神气活现,既存有原碑凝重的金石味,又注入了清雅的书卷气,此可谓善学者。若不加分析,依样画葫芦,以柔软之毫翰拟锋利之钢刀,外摹其形,内迷其理,则终难有所获。我的导师徐利明先生在谈到临摹和创作之法时强调:应从精神入手去把握形式特征,从内理着眼去分析点画用笔,若是碑,则要透过刀锋看笔锋,化刀法为笔法,只有这样才能形神俱得,把碑写活写雅。我想,这对于临习《爨宝子碑》的朋友亦有助益。


——摘自《书法报》


怎样临习《爨宝子碑》
 作者:朱子敬

《爨宝子碑》的结体特征

  1.方形块状结构
  《爨宝子碑》的用笔以方笔为主,其结字亦多为方形结构,或呈正方形,或呈长方形,或为扁方形。用笔内敛,多处蓄势状态,一般不作长枪大戟似的舒展,更无放纵恣肆之笔意。故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评其“端朴若古佛之容”,形容其字体精神宛若古刹之佛,神采威严,古茂朴厚。
  正方形结体。在该碑中有很多左右结构的字呈正方形状,如图一“治”、“枪”等字,形同四角饱满的块状,没有成熟楷书的中宫紧收、四周纵放的体态,显得端整、结实。
  长方形结体。该碑中长方形结构的字有左右组合、上下组合、独体字等。
  (1)左右组合。在一般隶书中左右结构的字通常写得很开,呈扁方形,以此与“蚕头燕尾”笔法呼应协调。而在此碑中,左右组合的字也有取纵势的。如图二“情”、“弱”等字,取纵势以显陡峭、峻拔。
  (2)上下组合的字多取纵势,如图三“素”、“驾”等字自然生动,似山峰林立,给人以阳刚之气。
  (3)独体字,如图四“束”、“与”等字,敛多纵少,显得精力内藏。
  扁方形结体。由于《爨宝子碑》书法处在由隶向楷过渡的动荡变化时期,因此该碑中有些字结体保留了隶书的横势,呈扁方形状。它不像某些隶书中靠“蚕头燕尾”的主要笔画(或我们常说的字中主笔)横向舒展笔势,而是靠字本身的偏旁部首等组合成扁方形的块状。这种组合方式主要体现在左右或左中右结构的字中。如图五“何”、“如”等字,都是靠左右部件自然组合成扁方形,并没有夸张某些横画,整个字仍然以敛为主,横平竖直,难得之处在于其平而不呆板,直而不僵死,有“中实之妙”,一笔一画都追求力感。
  左中有结构的字在该碑中多为扁方形,如图六中“诞”、“湖”等字,结体自然,虽然笔笔收敛,但字势仍是宽博有余,给人以敦厚的感觉。特别是“湖”中“古”的写法,下部“口”写成竖立的长方形,与整个字的扁方形成鲜明对比,扁中有方,妙不可言。


图1


图2


图3


图4


图5


图6

同画异形,异彩纷呈

  唐代书家孙过庭在《书谱》中说:“至若数画并施,其形各异;众点齐列,为体互乖。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违而不犯,和而不同。”《爨宝子碑》的结字朴厚古茂,奇姿百出,皆因其点画、偏旁、部首的丰富变化所致。纵览全碑,很多相同的偏旁、部首呈现出五彩缤纷、绚丽多姿的形象,让人感到没有固定模式,没有划一不变的成规,真可谓浑然天成,包罗万象。
  图一中“凌”、“浪”、“流”等字皆有水旁,虽然水旁只由三点组成,但各点之间的顾盼呼应关系不同,用笔的轻重不同,点的大小形状也不尽相同,真是造型各异,变化多端,正如汤临初《书指》中所说的“真书点,笔笔皆须著意,所贵修短合度、意态完足……但能各就本体,尽其形势。虽复字字形异,行行殊致,乃能极其自然,令人有意外之想”。
  图二中“守”、“宁”、“宗”、“宫”等字,同为上下结构,都有宝盖头,然宝盖头写得或大或小,“守”、“宫”二字同样是宝盖头覆盖着下部,但其写法笔笔不同,点画搭配关系亦不同。“宗”、“宁”的宝盖头和下部有机融为一体,大小适宜,各显美姿。
  图三“建”、“庭”、“道”、“遐”等宇中,“建”的“廴”旁写得端庄,末笔与上面的横画形成呼应,写得稳健而凝重。“庭”的“廴”旁则以行书笔意写出,显得洒脱而飘逸。“道”的“辶”三点堆砌,取静态美,最后一笔平捺笔势较放纵,取动态美,动静结合,收到了较好的艺术效果。“遐”的“辶”两点略重,势若坠石,竖折则轻描淡写,似不经意为之,但却劲健有力,把上面左右两部连在一起,构成结实的整体。
  图四“终”、“紫”、“维”、“绊”等字,“终”的“纟”旁用笔圆浑遒劲,“紫”的“糹”部像一塔形。顶部支撑着“此”字,以险取胜。“此”的最后一笔处理成捺状,起平衡重心的作用,同时体现了收与放、疏与密的关系,可谓神来之笔。“维”的“纟”古拙收敛,与右部构成四角饱满的块形,“绊”的“纟”端庄大方,“斜的两点与右侧“半”的两点遥相呼应,活泼生动。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结体大小错落

  姜夔《续书谱》曾言:“真书以平正为善,此世俗之论、唐人之失也。古今真书之神妙,无出钟元常,其次则王逸少。今观二家之书,皆潇洒纵横,何拘平正……且字之长短、大小、斜正、疏密,天然不齐,孰能一之?谓如‘东’字之长,‘西’字之短,‘口’字之小,‘体’字之大,‘朋’字之斜,‘党’字之正,‘千’字之疏,‘万’字之密,画多者宜瘦,少者宜肥。魏晋书法之高,良由各尽字之真态,不以私意参之耳。”楷书发展到明清,“馆阁体”盛行,平直相似,状如算子,板滞僵死。故清代有识之士大力提倡碑学,弘扬书艺。《爨宝子碑》结体大小错落,各尽其态,可谓天然不齐,有些字大小悬殊极大。如图一“显”字、图二“遵”字写得特别大,周围的字较小,这样以小映大,如众星拱月,使这些字显得十分突出。
  图一“显”字虽为左右结构,但用笔大胆果断,左右两部均写得高大,各取纵势,气魄宏大,雄强朴茂。四周的“于”、“相”、“穆”等字则显得小巧玲珑,天真活泼。
  图二“遵”字本为半包围结构,但其中“尊”写得开张、高大,已经大出周围字许多,又加之“辶”旁的尽力舒展,想极力包围装尊”,故整个字势愈显雄强高大,如解缙《春雨杂谈》中所说:“一篇之中,虽欲皆善,必有一二字登峰造极,如鱼鸟之有麟凤,以为之主。”
  相反,该碑中有些字如图三“在”、图四“羽”等字与周围相比,则处理得较小。然而字形虽小,却笔力不弱,筋骨相连,也具有大字的气势。同时我们在临习过程中,不能孤立地看待一个字,应该和其周围的字联系起来,这样才能从有笔墨处求法度,从无笔墨处求神理。计白当黑,奇趣乃出。蒋骥在《续书法论》中曾说:“篇幅以章法为先运实为虚,实处俱灵;以虚为实,断处俱续。观古人书,字外有笔、有意、有势、有力,此章法之妙也。”《爨宝子碑》可谓正当此论。
  总之,《爨宝子碑》在方正、朴实、肃穆、浑厚的格调中,既有险峻恣肆之处,也有天真奇妙之态,在中国数以百计的碑志中,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结体自然,奇姿百出

  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谓自然,简言之即为客观事物本来的样子及其自身的发展规律。《爨宝子碑》的结体或大或小,或正或欹,或疏或密,或简或繁,一切都自然而然,自由自在,毫无雕琢安排之痕迹。纵观全碑,异态横生,天真烂漫,美不胜收。
  (1)上正下倾,上大下小。《爨宝子碑》中有些字上部写得端正、秀丽,而下部却写成倾斜状态,给人以不稳的感觉,可谓上正下歪,奇正相生,构成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此类字看上去如三岁幼儿,稚拙天趣,活泼可爱。如图一“崩”、“长”二字,均写得上面端正乖巧,而下面歪斜,可谓“无意于佳乃佳”。而“姿”的结构也一反常态。人们通常把下部“女”字写得宽博,托着上部取稳定状态。而在此碑中,此字则取倒立的梯形,险象环生,动静结合,颇具感染力。
  (2)或疏或密。一般而言,楷书和隶书要求字的结体平正、匀称、疏密相宜。而在《爨宝子碑》中,字的结体有疏有密,疏密对比令人惊奇。如图二中“馨”字,上部覆盖着下部,下部则奋力撑起,似杂技表演。上半部撇捺舒展,下半部“香”字撇捺收缩成点状,并从左侧顶住上半部,使左部紧密而又多趣。整个字的右下部空出大量空间,与左侧的紧密结构成强烈对比,真是“疏处可使走马,密处不使透风”。“翦”的“前”部“刂”的处理,也留出许多空间,造成整个字视觉上的疏密差异。这些字的疏密对比给该碑增添了奇险的审美效果。
  (3)删繁就简。《爨宝子碑》中删繁就简主要采用两种方法:一是借用,二是省略。
  我们知道,晋代书法得到长足的发展,王羲之变古体为今体,创造出风流潇洒的今草和行书。王献之的行草写得则更为洒脱放纵。《爨宝子碑》中有些字,结体明显受到行草书的影响,借用了行草书的结体或用笔,去繁就简,写得灵动美观。如图三“无”、“道”是当时行草书的写法,我们在二王书法中随处可见。
  另一种是省略。该碑中有些字的结体变繁为简,是以省略字中的某些点画来实现的。如图四“云”的“雨”字头、“阴”的右部写法,均省略了不少笔画,使字的形体风貌与碑中其他字更协调统一。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既能入帖,又要出帖

  学习意味着继承和发展。继承是手段,发展才是目的,临帖学书更是如此。向前人学,向他人学,然后通过自己独特的审美感悟,对其发扬光大,最终所达到的水平是评论每位学书者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因此临习《爨宝子碑》要正确地处理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临习之初,重在继承,可以对该碑的用笔方法、点画特征、字形构造反复揣摩临习,也可以分阶段、分步骤地进行临习。例如从该碑的用笔、字形、章法、风格乃至神韵等,分阶段对照该碑逐步进行临摹,每个阶段都有追求目标,找出重点、难点,各个击破。这样既可以避免和减少学习的盲目性,又能够培养分析碑帖的能力。不能用孤立、静止的观点看待临帖,更不能泥古不化。
  陆维钊在《书法述要》中曾说:“我辈作书,应求从临摹而渐入蜕化,以达到最后之创造。然登高自卑,非经临摹阶段不能创造;临摹对于范本,最要取其意、兼得其形,撷其精、酌存其貌,庶可自成一家,不为古人所囿。”临习碑帖,能得其形亦属不易,想得其形神兼备,则就更难,需经过长期观察临摹,要有恒心、有毅力,长期临习,才能登堂入室,得其奥妙。
  临帖既要钻进去,还要出得来。“学书之始也,难以入帖;继也,难以出帖。”(王铎《广阳杂记》)怎样才能把临摹该碑的技法化为己用,并对其发扬光大,这是摆在每位临习者面前的严肃问题。该碑自清代发掘以来,受到众多书法大家的推崇,许多知名书家也多受益于它。临习者在师古出新方面,有的强化该碑的隶书笔意,使其更为古拙;有的强化该碑的楷书笔法,使其更显端庄;也有的糅入简书的笔法,使其更加率意……可谓是各显神通,各出新意。特别是清代金农的书法,颇得《爨宝子碑》的精髓,风格卓然不群,独树一帜,可谓是入古出新的典范。我们应该学习金农等书法家的继承和创新精神,反复体会该碑的用笔和结体等特征,更好地理解此碑的神采,并逐步运用到自己的书法创作中去,以丰富自己的书法艺术语言和创作技巧,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

《爨宝子碑》拓片(局部)

纸字字意殊

  被后人评价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风流潇洒,恬淡和谐,韵味十足,“一纸字字意殊”。唐人蔡希综《法书论》曾说:“每书一纸,或有重字,亦须字字意殊。故何延之云‘右军书《兰亭》,每字皆构别体’,盖其理也。”
  《爨宝子碑》在整体方正统一的格调中,同字异构者很多,充分展现了其“一纸字字意殊”的艺术特色。如图一中“道”字,第一个“道”结构舒展宽博,‘首”部的横写得长而劲挺,“辶”和“首”部之间空间较大,字态显得雍容、安详;第二个“道”中“辶”借用行书,写得流畅自然,和“首”部之间空间较狭,紧凑生动。
  图二中“长”字,第一个“长”字上小下大,上缩下展,成梯形状,字态端正安稳,上半部中间两横写成点状,使整个字静中有动;第二个“长”宇上部几横写得均匀,颇有装饰意味,取静态,下部写成斜状,造成险象和不稳定状态,整个字显得动中有静。
  图三中“子”字,前两个“子”横画笔势不同,一平直内含,一张扬外露;第三个“子”则以大篆笔意书之,运笔缓而涩,厚重圆浑,劲骨内含,苍劲有力。
  图四中“不”字,虽然只有四笔,但点画形态各异,多姿多彩,字字意殊。
  图五中三个“永”字,第一个“永”横画写得平直舒展,竖画垂直而下,点、撇、捺画均化为点状,分布在两侧,零而不散,多而不乱,有条不紊;第二个“永”则化零为整,变点为横,竖画两侧平衡对称,整个字形显得很平正;第三个“永”则写得雄强、厚重,竖画略向左移,左侧点画收敛,右侧点画放纵舒展,极有张力,整个字在险中求稳,正如《书谱》所言:“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
  图六“其”字,第一个“其”,笔画圆劲,少圭角,厚重自然;第二个“其”长横尽情张扬,似隶书的“燕尾”笔法,最后两点相背,取横向笔势,与两个长横笔势和谐统一,字形呈倒立梯形;第三个“其”更像成熟的楷书结体,最后两点成“八”字形,用笔技法娴熟,结体自然。
  另外该碑中还有许多字,像“君”、“宝”、“朝”等,均是同字异形,异彩纷呈,使该碑妙趣横生,诡异纷繁。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图五

图六

  《爨宝子碑》最善于用点,其点法变化多样,堪称一绝。纵观全碑,点法纷呈,跳荡耀眼。可以说,特色鲜明的点法是形成该碑风格的主要因素。仔细观之,其中的点可以分为平点、竖点、斜点、水旁点、长点、变点等。各种点法多写成三角形状,大小不一,向背各殊,圭角奇出,凝重峻利。
  (1)平点,呈水平状态的三角形状,多用于横画的上面,笔势与横画保持一致,显得和谐统一,气脉相通。如图一中“永”字的头点,“放”字的首点。
  (2)竖点,也可称为直点,形状竖直向下,基本上呈正三角形。写法和竖画起笔一样,收笔要迅速,如图二中“方”字的首点,“少”字的左点等,均为竖点。
  (3)斜点,呈倾斜状,可分为左向斜点和右向斜点,用笔方法同竖点,只是有一定的倾斜度,如图三中“府”、“乡”二字的首点。该碑中斜点使用较多,凡顾盼点都是斜点,如图四中“芳”的“艹”头,“简”的“竹”头,呈现出左顾右盼的两点一横。
  “火”点底、“斜字点、“心”字点等,也多以斜点出现,如图五中“烈”、“绪”、“想”等。斜点的妙用包罗万象。
  (4)水旁点,可以看成是竖点和斜点的组合使用,如图六“江”、“湖”、“沧”等字。
  (5)长点,指拉长的点。在《爨宝子碑》中,有些短撇、短捺写成长点,如图七中“林”、“不”等字。这些长点比撇、捺写得短促有力,干净利索,毫无拖泥带水之意。
  (6)变点,主要指把其他笔画变化成点状,也作点来处理。《爨宝子碑》中有许多横、竖、撇、捺等笔画,兴之所至,均化为点状。如图八“甘”、“云”、“朝”、“秀”等字,均有由其他笔画化来的点。这些点画,天真烂漫,稚拙可爱,给该碑增加了活泼的气氛。
  该碑中用点众多,且多为三角形状。这种三角形多是刀刻所致,临习时应细心体会,不可一味仿效。启功先生曾说:“学碑自有观碑法,透过刀锋看笔锋。”论述十分精辟,对临习让碑有指导作用。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图五

图六

图七

图八


  竖画在楷书中有悬针竖和垂露竖之别。但在《爨宝子碑》中,凡在唐楷中写成悬针竖的,在这里多写成末端有弯钩的形状,有的同竖钩写法一样,二者很难区别,如图一“伟”字右部的竖画和“挺”字“扌”旁的竖钩几乎是一样的。下面我们具体谈谈竖画的写法和几种处理方法。
  竖画起笔为方笔,先向左蓄势,然后迅速向右或右上顿笔,再调整笔锋,铺毫向下中锋行笔,运笔速度比写横时稍快。至收笔处略用力向左挑锋,或稍驻笔挑锋成钩状。要注意开合有度,收放自如。有的竖画收笔较为内敛含蓄,笔未到而意到。如图二“辞”、“中”二字,竖画收笔含蓄蕴藉,合而不露;有的外露一些,然不可一味露锋,锋芒毕露则会失去该碑的浑厚古朴之意。如图三“归”的竖画,“枯”的“木”旁竖画,都写成竖钩的形态,而用笔沉着,画如劲铁。
  《爨宝子碑》的竖画有以下几种处理方式,即独体字中的竖,左右结构字中的竖,短竖,由点、撇转化的竖等。
  (1)独体字中的竖,如图四“中”、“平”等字的竖,多呈现钩状;而图五“来”、“肃”等字的竖顶天立地,竖画成为这些字的中轴线,左右均衡呈对称状。
  (2)左右结构字中的竖画,在唐楷中皆作垂露笔势,在此碑中也写成末端呈慢弯或钩状,如图六“惚的“忄”旁,“仪”的“亻”旁等。
  (3)短竖的写法是起笔略重,方笔,行笔渐轻提,收笔较轻,如图七中“山”的三短竖,“紫”的“此”部的短竖,都写得头重脚轻,似乎有种不稳感,更像是拉长的竖点写法。
  (4)由点转化的竖,如图八“令”字的最后一笔,写成一个较夸张的竖画,末端呈弯钩处理。由撇变来的竖画,如图八“渊”字,这种写法保留有古体篆隶的遗韵,显得古朴、厚重、端庄、一丝不苟。
  (5)《爨宝子碑》中凡楷书取竖钩笔势的,在这里都作竖直笔画处理,如图九“高”、“同”等字的竖钩,都是竖画方笔收势。这是一般隶书中常见的笔法。这一笔法的应用充分说明《爨宝子碑》亦楷亦隶的书法风格,显示出其方正古茂的艺术特点。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图五

图六

图七

图八

图九

折   

  折的书写方法可分为两种:一种为篆书笔法,转折时笔不离纸,圆转暗过,其形若“折钗股”,圆劲、浑厚;另一种是由两笔写成,在转折处,提笔离纸,重新搭笔下行,横竖连接点成一整体,有如焊铸。《爨宝子碑》是由隶向楷过渡的书体,其笔法没有楷书成熟时期的丰富变化。折笔在该碑中大量使用,但缺少成熟楷书顿笔形成的方肩。《爨宝子碑》的折画具体可分为圆折和方折。
  圆折保留了古体篆书的笔法,使字体古朴。《爨宝子碑》中的圆折在整体方正古茂的面貌下,方中寓圆,阴阳相生,增加了神秘感和力量感。如图一“呼”的竖钩,“龙”的竖弯钩,中锋行笔,缓慢推进,写得圆浑遒劲。
  方折在该碑中大量运用,写法由横竖两笔构成,可以笔不离纸,稍作提笔后蓄力向下行笔,也可以分两笔完成,但两笔要搭接自然。方折在该碑中有以下几种:
  “口”部,横折行笔自左向右,至转折处稍提笔蓄势后方折而下,以侧笔中锋来表现出方峻、奇峭之意,平起直落,成90度角。竖折用笔方法同理,根据结体的需要或呈正方形,或呈长方形,或呈扁方形。如图二“如”、“吐”等字,“口”的四角周密封实,四边作相互垂直处理,真可谓密不透风。
  实际上该碑中不仅“口”部四边垂直,其他凡是含四边形的字,基本上都是四边垂直,和成熟楷书的上大下小迥然不同,如图三“德”、“抽”等字。
  该碑中的宝盖头,与一般楷、隶的写法都不同。其用笔从左到右,转折处稍提笔不离纸,以侧笔中锋顿笔垂直向下,行至收笔处,蓄势向左挑出,含而不露,如图四“震”、“官”等字。还有些宝盖头,如图五中“宇”、“宫”二字,折笔呈倾斜之势,似帽冠的穗子,迎风飘舞,动感极强。
  图六中“携”、“穹”等字,在一字之中作几折,临习时难度较大,当反复临习,细心体会,方能得其神韵。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图五

图六

 

——摘自《中国书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