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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府君夫人墓志铭
《马府君夫人墓志铭》墓志盖
《马府君夫人墓志铭》墨拓
《唐故马府君夫人墓志》2018年出土，全称为《唐故朝请大夫行汉州什邡县令上柱国马府君夫人殷墓志》，又称《殷日德墓志》。志盖为篆文《唐故马府君夫人墓志》。志长宽均为62厘米，墓志盖长宽均为65厘米，志文计25列，每列25字，字间施以界格，每格2.4厘米见方；志盖四围有缠枝牡丹及天马奔腾阴刻纹样，刻工精良，捶拓锋颖无损。
据志文可知此墓为合葬墓，志主逝世于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次年与其夫马府君合葬。其夫被封职官是“朝请大夫”，在唐代属从五品的散阶。阶被称为“散位”，散阶只是决定官员的地位和报酬，并非实职。此处只可见马府君夫人志铭，书写镌刻已属上乘。遗憾的是没有发现马府君志铭。
虽然墓主等级不高，其名也不显，但此志书风极似褚遂良，书写醇正平和，使转劲健洒脱，结字更是着意摹拟褚书《雁塔圣教序》，且极为肖似。故其书写和镌刻是梳理唐墓志书法风格的一件坐标性作品。清人梁巘《评书》中有：“褚书提笔‘空’，运笔‘灵’。瘦硬清挺，自是绝品。”以此观《马府君夫人墓志铭》可知此铭文的书写非对褚遂良书法浸淫深厚者不能为。志文的书写中尤其是结字的体势和气息的把握，如以第七列“可教”、第十列“晨夕”、第十六列“乙丑”等字，与褚书《雁塔圣教序》中的原字对比的话，均可以看出在唐开元年间，褚遂良书风影响的深广。
誌文：
唐故朝請大夫行漢州什邡縣令上柱國馬府君夫人殷墓誌
夫人字日德，陳郡人也，殷商之後，先祖往因晉祚南遷[qiān迁]，從居江左，衣不解帶，一結數年，岳牧醫人，荆蠻悉慕，祖秦州皇?任简州刾（刺）史，散騎侍郎、襲濟陽郡，公出為州牧，祭墓刑欺，入侍風流，朝廷慕義，瞻夫人父曰幸逄[páng]，聖代草澤無遺，知子终諸早湏入仕，父元慶皇任寧州定平縣令，潞州潞城縣令，清廉政跡内外知名，再（？）任親仁，沉巫（？）改俗，誡（？）夫人曰：觀汝行事足可教矣，既承坤德，生女傳之，凡事他門，皆湏（古同“须”）折莭，出言有善，人共慕之，苟違斯義，同裘有疑，年十有九，娉於馬氏，琴瑟逾恭，齊眉侍服，貞慈守莭，恒不忘心，理政於家，内外咸伏，教男誠孝，晨夕無虧，訓女事人，兢兢不足，何其天不造於終，家無異怪（？），薄染時疾，庸愚悮醫，漸結成徵，沉痾[ē]（同疴[kē]）累月，百尋王瀝，事隐难求，方錬金膏，時無可悟，返魂貳粒，聚窟来希，珠玕一食，方壺路逺，遺言誡子，善惡自分，嗟女为人，恐乖有失，每闻婦禮，懼辱他門，點累先宗，祇靈[qí líng]有恨，不違吾志，恭恭心小，今就冥途，足無後悔，死生大側，知复（？）何言，母子之情，誰能不痛，從今一别，永掩黄壤，人事頓終，窮於乙丑，生死隔也，悲不可勝，善自為人，各湏（同須）勵己，其時開元十三年五月廿三日，終於京兆長安务道里之私弟，春秋七十有三，開元十四年，合葬於细柳之舊塋[yíng]禮也，昔时置疊[dié]上将为名，今日安墳，迺[nǎi]（乃的异体字）見忠貞之墓，長男酸鲠，種樹千株，白兔驯游，衆鳩捿集，嗚呼哀哉，迺（乃）為銘曰：忠貞之墓，孝子之旌，鷹捿梁上，猛鹿同塋，心傷損树，虎（？）煞留呈，埋於墓側，悔殞傳名，天地絪缊、万物化醇，乾坤運轉，有出有燻，恒蛾歸月，婺女凌雲，啼嚎（？）馬泣，羣鳥成墳，百年已畢，年代镌文，舊塋日久，柏盛墳衰，闕擁頺毁，唯生葛紫，荒蕪織地，風急楊悲，藂深棘状，菜密停雞（？），傷嗟迭代，虎（？）鎮題碑。
附录：《唐故马府君夫人墓志》赏析
《青少年书法》程志宏
唐墓志书写多承隋志遗风，因墓志书写多受界格局限，在端严整饬一路风格里一脉相沿，也偶有因刻工率意而造成粗服乱头的自然生发，间或有书写镌刻均臻上乘的精品，但都风格各异。近些年来或许是盛世承平，地不爱宝，新出土了大量的古代墓志，而在出土唐代墓志中各种风格不断出现，为唐墓志书法风格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新出土的《唐故马府君夫人墓志》虽然墓主等级不高，其名也不显，但就其书写和镌刻笔者以为却应该成为梳理唐墓志书法风格的一件坐标性作品。是志全称应为《唐故朝请大夫行汉州什邡县令上柱国马府君夫人殷墓志》，志盖为篆文《唐故马府君夫人墓志》。志长宽均为62厘米，墓志盖长宽均为65厘米，志文计25列，每列25字，字间施以界格，每格2.4厘米见方；志盖四围有缠枝牡丹及天马奔腾阴刻纹样，刻工精良，捶拓锋颖无损。据志文可知此墓为合葬墓，志主逝世于开元十三年（725年），次年与其夫马府君合葬，其夫被封职官最高是朝请大夫，在唐代职官中朝请大夫是从五品的散阶，阶被称为“散位”，散阶只是决定官员的地位和报酬，并非实职，而此处只可见马府君夫人志铭，书写镌刻已属上乘，未知马府君志铭是否也为一人所书，不能得见亦是憾事。
此志书风极似褚遂良，书写醇正平和，使转劲健洒脱，结字更是着意模拟褚书《雁塔圣教序》而极为肖似。清人梁山鲜《评书》中有：“褚书提笔‘空’，运笔‘灵’。瘦硬清挺，自是绝品。”以此观《马府君夫人墓志铭》可知此铭文的书写非对褚遂良书法浸淫深厚者不能为。志文的书写中尤其是结字的体势和气息的把握，如以第七列“可教”、第十列“晨夕”、第十六列“乙丑”等字，与褚书《雁塔圣教序》中的原字对比的话，均可以看出在唐开元年间，褚遂良书风影响的深广。在这件墓志铭的书写中，书手对于褚书的起、收、转、折、钩、挑，甚至是波磔中的一些习气都力求相似甚至相同，如其中“令”“之”“人”“遗”等字的长捺末尾处的颤笔在通篇中大量出现，就已经不是书写中的失误，而是几乎变成了一种病态的模拟，因为这种现象在褚书《雁塔圣教序》中虽然也有出现，但并不能说这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特征进行表现。因此说虽然书手也有不成熟的表现，但都掩盖不了这件墓志铭是所见已出土唐墓志中与褚遂良书风最为接近的作品的事实。
褚遂良生于596年，卒于659年，为“初唐四大家”中顺时排列的第三位，虽然晚年饱受迫害而亡，但因其气节、书法而备受后世推崇，在神龙元年（705年），即其死后46年，其名誉得到平反；到天宝六年（747年），唐玄宗将他作为功臣，配祀于高宗庙中；贞元五年（789年）时，更是对褚遂良的推崇达到顶峰，德宗下诏，将褚遂良等人画像悬于凌烟阁之上。故而在开元年间张怀就有：“（褚遂良书）若瑶台青琐，映春林：美人婵娟，似不任乎罗绮，铅华绰约，欧虞谢之。”这样高的评价。我们在这里看到的《马府君夫人墓志》中合葬时间为开元十四年（726年），书写者以纯粹的褚书风格书写墓志铭，就不能越过当时社会对于褚遂良的推崇而单独讨论。而且在褚遂良之后又有薛稷（649―713）传其衣钵，使得褚书香火不绝、蔚然成风。一直到2 00 7年西安出土的唐代诗人韦应物亲自撰文并书丹的《夫人元苹墓志》以及韦应物墓志（贞元十二年，796年）、其子韦庆复墓志（元和四年，809年）及庆复夫人裴棣墓志（会昌六年，846年），这些现今陈列于陕西历史博物馆中新出土墓志中都可以看到褚遂良书风的延续和影响。
笔者在这里重视这一方《唐故马府君夫人墓志》，将其视为褚遂良书法在唐代墓志书风影响梳理中的坐标性作品，是因为在“初唐四家”中，欧阳询有欧阳通一脉相传，在新出土唐墓志中因时代相近，有《丘师墓志》《李誉墓志》都被疑似欧阳询所书；虞世南则因其地位与书风在之后的墓志书写风格中较少见到；而只有褚遂良，与承其衣钵的薛稷同列四家之中，这种风格近似但在书法史上同列“几家”“几人”中的现象是非常少见的。而综览出土唐墓志的书写，可以归纳到褚书一系者甚众，《唐故马府君夫人墓志》却是所能见到褚遂良书风一系的墓志铭中最为近似于褚书的作品。这对于我们研究褚遂良一系书法风格的延续与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