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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高宗书法与传统帖学的源流关系
● 倪旭前
摘 要：宋高宗赵构是南宋第一代皇帝，也是一位杰出的帝王书法家。宋高宗书法是对传统帖学精华的直接传承，是典型的帖派书法；它与传统帖学存在着源流关系。 南宋社会，因其所处的独特的民族矛盾和人文环境，书 ...
关键字：书法 源流 关系
南宋社会，因其所处的独特的民族矛盾和人文环境，书法一艺与北宋比明显呈式微之势；南宋凡150余年间没能产生第一流的书法家，故一般的书法史研究者多未能对这一时期的书家书作作出应有的详尽考索；本文选择了南宋书法史上重要书家宋高宗赵构作为研究对象，论述了宋高宗对传统帖学的直接传承及其书法与传统帖学存在着源流关系的主要表现，以期能对书家宋高宗的个案研究有所补益，同时为弘扬优秀的传统帖学尽一分微薄之力。只知称臣纳贡，忍耻偷安的宋高宗，为政自然是昏庸无能；然而为书却是用心经营而匠心独运，尤其是对传统帖学的传承方面，非常值得后人肯定和研习。笔者认为，宋高宗书法与传统帖学书法存在着源流关系，这种源流关系，无论从高宗一生对传统帖学的传承还是从书法创作实践、书论研究及对南宋书坛的深远影响方面，都可以得到明证。
一、宋高宗对传统帖学书法的直接传承
（一）传承的必然性
宋高宗一生对传统帖学作了不同层面的积极而有效的传承，这种传承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可以通过对传统帖学的内涵及其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宋高宗与传统帖学的契合点两方面加以分析考察。
1、传统帖学的内涵及书法史地位
书法史中的“帖学书法”，通常是指崇尚魏晋法帖的书法流派，它发生于五代、北宋初、盛行于两宋，影响一直波及元、明、清书坛。就书法的传统而言，“‘晋人之书流传日帖，其真迹至明犹有存者，故宋、元、明人之为帖学宜也。'其实其中还应包括唐人楷、行书这一范围，行成为由唐而溯晋的艺术道路与宗旨，可称为‘帖学'书法。此外的‘金石刻'包括三代鼎彝、秦汉南北朝刻石，统是碑学书法的范围”[1]。帖学书法“发生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宋初以来大量官、私刻帖现象的出现所致。宋姜夔言：‘法帖始自贞观，褚遂良所校馆本《十七帖》是也”[2]。在古代，人们学书大都从法书墨迹（或其临本、摹本）入手，这类墨迹，统称为“帖”。世传东晋王导南渡时曾“衣带藏帖”①，此处之“帖”即指三国时钟繇的《尚书宣事表》墨迹。墨迹难以保存久远，因之古人把书迹摹刻到石或木上，这就叫刻帖。随着书法艺术的不断普及，我们对字帖的需求量日益增加，宋初便开始盛行刻帖之风，以宋太宗主持镌刻的《淳化阁帖》成为刻帖之祖，然后化身千百，使历代名迹得以广泛传播。至南宋，甚而出现了转刻当代近人所书，例如苏轼、黄庭坚、米芾等名家的作品，在南宋已皆有刻本。“这种借以传播、临习的拓本、拓片即是后来广义上的‘帖'。”[3] 所有这些刻帖使古人的书迹成为无声的老师，“为宋代研习书法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从而为帖学书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4]。帖学书法也随之兴起。帖学之发展，可谓是世代相沿，直至清乾嘉以后，书坛出现了专门学习汉魏六朝碑碣书法的“碑学书法”一派，帖学书法始告衰落。
“宋元以来，学者只知有帖学（康有为所谓古学），很少乃至绝无注意到碑学（康有为所谓今学）方面的”。[5]白蕉先生也说“书学上的碑与帖的争论，是远自乾嘉以来的事”[6] 。古人墨迹经过日久翻刻，即使刻手再好，原貌也将大打折扣。因此，传统帖学书法发展至明末清初，虽学帖之风大盛，但笔法不精，字画模糊，书风日益流滑怯薄，加上“馆阁体”充斥书坛，传统书法走到了江河日下的地步。由此，清季书家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等人相继倡导书坛从秦汉和北朝碑版中挖掘雄强朴茂的内涵，追求金石铸刻的气息，掀起了“碑学”书法的浪潮，使碑学大播——“帖学”、“碑学”之谓也随之产生，而“以二王书法为代表的传统帖学，在笼罩书坛一千多年之后，终于山穷水尽，一蹶不振了”[7]
帖学书法在中国古代书法史中占据主导地位。早在汉魏、东晋时期，楷、行、草诸体便相继出现，笔法规则开始确立，且产生了“真书之祖”钟繇，“今草之祖”张芝和继承钟、张并集其大成的二王。贴学书法代表“钟张二王”是传统帖学的发源，他们与承接二王法乳的初唐四家（虞、欧、褚、薛）与追晋而尚意的宋四家（苏、黄、米、蔡）等形成了二王系统，成为中国书法史的一条主线。正如孔孟儒学是传统伦理道德的主流一样，传统帖学是传统书法的主流，从这主流中间，以发生出很多支流，然万变不离其宗。“虞欧褚薛，颜柳赵董，颠张醉素，都是二王体系的”。[8]可以说，传统帖派书家的创作，大多是以二王帖学为法乳，“守着二王遗法，只在二王范围以内求活动的”[9]，甚至还可以说，“右军的书迹，为历代所宝，唐宋诸大家，没有一个不直接、间接渊源于他”[10]的。宋欧阳修在赞许魏晋古法帖时写道：
余尝喜览魏晋以来笔墨遗迹，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谓法帖者，其事率皆吊衷候病，叙睽离，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盖其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披卷发函，烂然在目，使人骤见惊绝，徐而视之，其意态愈无穷尽。故使后世得之，以为奇玩而想见其人也。于高文大册，何尝用此。[11]
从中我们可以明白何为“法帖”，也可以更好地理解帖学书法的形式特点与艺术内涵了。
2、宋高宗与传统帖学的契合点
宋高宗同宋徽宗一样，不善经纬政事，却常留神翰墨，详察古今。一生处于江左风流的宋高宗，书法无论从其个性、气质、学养或是审美趣味诸多方面都明显倾向于传统帖学书风。传统帖学书法在审美意识方面一般不像碑学书法那样强调沉厚、苍劲、浑遒、庄严，而是讲究淡、雅、秀、媚等等；帖学书法要求从艺者具有才、学、识等方面的良好修养，它是讲求主观之意超越客观形式的，是“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尺牍”[12]的，传统帖学的这些内在规律和特点对宋高宗很是契合。由于父亲宋徽宗的影响，宋高宗自幼便爱好书法和文史，且这一爱好随着年龄俱增。虽说“千百年来晋唐法帖随世湮没，早已如凤毛麟角，即使有存，也多是唐人钩摹本，习书者所阅‘大抵宋、明重钩屡翻之本，名虽羲、献，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论'”[13]。然而，宋高宗身为一国之君是极易得观故宫所藏的历代名家墨迹的，其气质、学养、审美意识等自非流俗；这点可以从高宗的日常言谈中看出：南宋绍兴十二年十二月，宋高宗与群臣论学云：“朕一无所好，惟阅书作字，自然无倦，《尚书》、《史记》、《孟子》俱写毕，《尚书》写两过，《左传》亦节一本。”①绍兴十三年九月，宰执奏江东提刑洪兴祖欲进三石碑事，高宗曰：“石碑安用？不善刻者，皆失其真。学书惟视笔法精神。朕得王献之《洛神赋》墨迹六行，置之几间，日阅十数过，觉于书有所得。近已写《尚书》终篇，不惟字进，而经亦熟”②另外，宋代的刻帖也为宋高宗“实践由唐代书法上溯魏晋法帖的艺术之路，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书学物质基础”[14]。因而，宋高宗学书走传统帖学之路便十分自然了。
（二）传承的特点
宋高宗传承传统帖学是精诚勤勉的，他始终保持一种锲而不舍、锐意进取的精神。宋高宗一生醉心书道，“凡五十年间，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舍笔墨”③。一生沉湎书法的君王宋高宗，他对于书法一艺的倾心尽力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
余每得右军或数行或数字，手之不置。初若食□，喉间少甘而已；末则如橄榄，真味久愈在也，故尤不忘于心手，顷自束发，即喜揽笔作字，虽屡易典刑，而心所嗜者，固有在矣！④
他数十年如一日地细心体味传统帖学精华，对传统帖学作了全面的传承。高宗学书由北宋黄庭坚、米芾入手，进而过渡到隋唐智永、虞世南、褚遂良及孙过庭诸家，然后潜心六朝，专攻二王，日积日累，正所谓“清闲之燕，展玩摹拓不少怠”⑤；达到不管小字大字，都能“横斜平直，随意所适”⑥而又“颇具佳趣”⑦的境界；其对传统帖学的广涉博取和转益多师非常人堪比。历经数十年来的留神古雅和博采众长，高宗对自魏晋以来至六朝“或萧散，或枯瘦，或遒劲而不回，或秀异而特立”⑧的书迹无不临摹，使“众体备于笔下，意简尤存于取舍”⑨；对待被后人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是“测之益深，拟之益严；姿态横生，莫造其原，详观点画，以至成诵，不少去怀也”⑩。身为一国之君的宋高宗是极有机会遍观宫中所藏的历代名家墨迹的，然即使在“靖康耻，犹未雪”的岁月里，在“当干戈初扰之际”[15]，他也“访求法书、名画，不遗余力”[16]。这种“耽心笔札”和“舍本营末”的做法是否有意义，我们暂且不论，单就书法艺术而言，他从广泛的临摹到专精《兰亭序》，可见其对于传统帖学的虔诚传承和广涉博取的传统帖学功底，锲而不舍而锐意进取的学书精神绝不亚于职业书家。这种传承也足以反映出宋高宗书法与传统帖学书法存在的源流关系。
二、宗高宗书法与传统帖学存在源流关系的主要表现
（一）从宋高宗的书法创作看源流关系
宋高宗之所以被后人誉为南宋时期成就最突出的书家之一，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的显著的书法创作成就。而这种显著的书法创作成就又是建立在对优秀传统帖学书法的传承之上。应该说，宋高宗虽天资超群，才情颇佳，然其书法创作的成功，主要还是得益于他所具有的优秀传统帖学的精深功力。高宗于真、行、草诸体的书法功力而论，在当时可称独步；从流传于世的高宗书法作品看，大都能让人明显地感受到他在用笔、结体上的超越于常人的深厚积薮，可谓是帝王之书乃至历代传世法书中难得之珍品。在他的创作中，无论是正书、行书还是草书，都可以从经典的传统帖学书作中找到源头。
据史载，高宗学书初效其父徽宗，因徽宗尝学黄庭坚，高宗亦步亦趋地转学山谷之书；且高宗书法在“飞龙之初”也确是“颇喜黄庭坚体格”①的；今从高宗传世的早期行书书迹《佛顶光明塔碑》拓片看（见图1），显然留有黄庭坚书法的影子。《佛顶光明塔碑》书作神和气厚，精力酣足，无论是用笔、行气还是结构布局，均取法于黄庭坚。山谷行楷书的运笔结体，在此庶几可称形神兼备，写得风神秀逸，骨力挺拔，神态逼真。在初学黄庭坚之后，高宗“又采米芾”②，再学隋唐智永、虞世南、褚遂良及孙过庭诸家，进而“颛意羲、献父子”③，对羲、献父子书法“手追心慕”④多年。羲，献父子，智永，虞世南，褚遂良，孙过庭，黄庭坚及米芾诸家无疑是传统帖学的经典代表书家，可见宋高宗书法是渊源有自的。传统帖学精神在高宗的不少书作中，得到了比较彻底的演绎。如其传世行书《赐岳飞手敕》（见图2）、《白居易诗》（见图3）等书迹，潇洒婉丽，流畅自然，给人以秀润遒逸的美感，颇得晋人风韵，也明显留有从“米”、“黄”两家出发而追踪“二王”的痕迹和意趣。楷书《徽宗文集序》（见图4）也是书出有源，写来工稳俊逸，清丽怡和，得雍容温雅之致而颇有六朝风度。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04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