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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构(1107-1187)


赵构《佛顶光明塔碑》宋拓纸本 楷书 175.0×86.4cm 绍兴三年(1133)日本宫内厅藏

附录:宋高宗写碑—《佛顶光明塔碑》的由来(作者:陈振濂)

  宋高宗传世有珍贵的墨迹,但有意味的是他还留下了一个御碑,在翰墨上颇有书卷气的这位皇帝书家,对书碑如此发生兴趣,自然是很有价值的,至少,要放下皇帝的尊严,要放弃尺牍翰札随手写写的情趣,毕恭毕敬地写那布如算子的碑版书,这对高宗来说是件不轻松的事。

  当然御碑书式应与一般碑版相异。《佛顶光明塔碑》上无碑额,或精确地说它无碑额的文字格式,上赫然悬“御书”二字以代之,碑文也不长,引如下:

  朕历险阻以来,天章所藏祖宗宸翰坠失殆尽,亦尝求访山林,所得无几。明州广利寺住持僧净昙悉以宸奎阁宝墨来上,卷轴既丰,护持有道,恭览再四,而文藻华茂,如云汉昭回,龙鸾飞翥。又以见仁宗皇帝万几之暇,留心佛乘,而未尝踬迹其间,是所谓达道过量者。岂汉明梁武可同年而语哉?苏轼所记,朕所与也,其僧净昙乞书佛顶光明之塔,又念虚其宸奎,故并以赐之。

  在宁波阿育王广利寺,北宋仁宗曾书颂诗十七篇,赠赐当时的环琏禅师。当时特地建宸奎阁以贮之,苏轼书碑。靖康之后,各代御书沦丧殆尽,高宗下诏征求,住持遂献之,又篆“皇恩浩荡”,赐书此碑,并题“佛顶光明”四大字,还赐田一千二百亩。对于阿育王寺而言,此碑实在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了。

  《佛顶光明塔碑》在书法上也是意义重大的。因为它记录了高宗书法道路的转变痕迹。史称高宗初学黄庭坚书,后因当时刘豫伪齐专人学习黄书以仿高宗笔迹,于是改学王右军书,这自然是个不可靠的传说。而到了杨万里的《诚斋诗话》,则称他学书有三个阶段:

  高宗初作黄字,天下翕然学黄;后作米字,天下翕然学米,最后作孙过庭字,故孝宗太上,皆作孙字。

  那么很清楚,关于高宗初是从黄山谷人手,众口一词不必置疑,而我们看这件《佛顶光明塔碑》,正是的真的黄山谷幅射体风格。此碑书款为“绍兴三年六月”,是年高宗二十七岁,正可称得上是个“初”时。毫无疑问,作为高宗自身书法风格形成的初期作品,《佛顶光明塔碑》的彻头彻尾的山谷书风,正为杨诚斋的叙述提供了一个极有力的实物证据。

  高宗不但是个擅书者,而且是个有远见卓识的书论家。他的《思陵翰墨志》所涉范围遍及史识、欣赏、神采、议论,以及对历来书家和本朝书家的品评,并无故为抑扬褒贬之弊。特别是文中多涉及正书、草书之间互相对比又互相支持的关系,极有辩证眼光。在宋代书论名篇丛出的情况下,它仍然显示出独特的学术光彩来。后人评有云:“高宗不思自强之计,耽心笔札,舍本营末,以书法而论所得颇深。”这话说得很尖锐。作为中兴君王,高宗昏庸懦弱;但作为一个书家,却有为地提携了南宋一代书法风气,这是应当加以客观肯定的。

  高宗存世作品不少,除此处所介绍的三件之外,还有《赐梁汝嘉敕》《石经》《毛诗唐风·大雅荡之什》《行书千文》以及《宸翰四诗》《付岳武穆手敕》《洛神赋》《乐毅论》《杜少陵山水障歌》《损斋记卷》《随宜饮酒诗卷》《黄庭经》《龙王敕》《女史箴》《苏武李陵诗》《地黄诗帖》《破邪人正歌册》等,特别是他还以自著《思陵翰墨志》中的九则内容书写成卷子,自著自书,更是弥足珍贵,但这卷东西现已不得见了。 (选自《品味经典——陈振濂谈中国书法史》)

赵构《佛顶光明塔碑》宋拓纸本(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