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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惇（1035－1105）
字子厚，福建浦城人。为宋朝的政治人物，新旧党争的要角。嘉祐年甲科进士，调商洛令。在政治上，章惇力主改革，但其与王安石不合而仅位居于中书校正，后为宋神宗起用，熙宁五年，受命察访荆湖北路，5年后调参知政事，平定西南地区的叛乱，招抚45州。后宦海沉浮，在哲宗朝曾权倾朝野，大量放逐旧党官员。徽宗即位后，迁章惇特进，封“申国公”，然章惇尝反对其嗣立，遂生嫌隙，改用韩忠彦、曾布为相，调和新旧两党。章惇则以罪贬逐于外，至崇宁四年（1105）卒。
章惇《会稽帖》纸本行书 27.8×29.6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會稽尊候萬福。承待次維揚。想必迎侍過浙中也。宜興度應留旬日。二十間必於姑蘇奉見矣。冀盡從容。惇別紙。
凡六行。每行字数不一，共四十三个字。通帖精神饱满、圆润秀美，行笔流畅而不失沉着，骨架劲挺而不失丰腴。惜排列过于齐整，给人以拘谨的感觉。很明显此帖是属于王字一脉的，这同宋人崇尚二王书风是一致的。宋刻《淳化阁帖》，二王居其半。至《宝晋斋法帖》、《鼎帖》、《大观帖》的摹刻，帖学大兴，宗法二王者弥多。
附录：章惇的《会稽帖》赏析
作者：章新亮 转自章氏文化研究
北宋改革家章惇，亦是著名的书法家，与当时的书法名家苏轼、蔡京是齐名的。由于政治和历史的原因，章惇的书法作品，我们今天都很难看到了。所以，后人知道的北宋书法名家就是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等人。《安庆章氏文化研究》（2013年号）刊物上刊登了北宋书法家章惇的名帖《会稽帖》，该帖原物现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使许多人耳目一新。但也有人认为，该帖文字较少，释读困难；款式特别，内容难解，要求我们给予鉴赏指导。我根据台北故宫博物院收录的样本（如图）进行展示和研究。
《会稽帖》是一页纸上七行四十三字的私人书信，后人在收藏此帖时添了十一方印章。此帖看似简单，但所包含的内容极为丰富，曾引起历代众多书法名家的兴趣，为此展开了深入的研讨。本人不揣浅陋，试作如下赏析：
一、《会稽帖》原文释读（含印章）：
1、原文释读（标点符号是作者加的）：会稽尊侯万福，承待次维扬，想必迎侍过浙中也，宜兴度应留旬日，二十间必于姑苏奉见矣，冀尽从容。惇别纸。
从原信内容看，寥寥数语，内容简单。没有一般书信格式的起款、落款，差不多类似于一个便条。大概的意思就是问候某人，告诉简单的行程，约于二十日后在姑苏相见。从书信表面内容来说，虽是款式格式不合，内容还是清楚的。如果要深入研究起来，里面包含的丰富深刻的内涵，就很值得书法家、史学家和篆刻家们下一番功夫的了。 因为本文研究的重点是《会稽帖》的书信意义和书法艺术，即《会稽帖》本身的艺术价值。因此，对该帖上钤印的十一枚图章印文，由于印章本身钤印的不够清晰，加上各种篆刻释读的难度，仅作简单的释读和浅说，作为文章的辅助部分。
2、章惇《会稽帖》中十一颗印章试释：（印章按右、左、上、下顺序编号）
右印章上1：四字 项氏元汴（篆书 阳刻）； 右印章上2：四字 墨林秘玩（篆书 阳刻）；右印章上3：六字 项子京家珍藏（篆书 阳刻）；右印章下4：二字 无恙 （篆书 阴刻）；右二排印章5：七到八字（因印章模糊不清，文字待释）；左二上印章6：四字 张氏图书 （篆书 阳刻）；左二下印章7：八字 （安氏仪周书画之章）（篆书 阴刻）；左一上印章8：项墨林审定章（篆书 阳刻）；左一中印章9：子京永保（金文 阴刻）；左一中印章10：六字 项墨林鉴赏章 （篆书 阴刻）；左一下印章11：槜李项氏世家宝玩（宋代九叠篆书 阳刻）。
二、《会稽帖》释义：
据有关专家研究，章惇的《会稽帖》可能写在宋徽宗建中靖国至崇宁元年间，他第二次被贬罢相后，从汴京（开封）到越州（古会稽、今绍兴）赴任的途中，收信人是他的同事兼好友蔡卞。据学者徐邦达在《古书画过眼要录》中说，“章惇两次到江南，多是知越州，前一次在熙宁中，后一次在徽宗初立时，前后相差三十年。此书老道谨严，应是晚年手笔。疑为建中靖国、崇宁初年所书。其时当在半途中，由汴入浙可经苏州也”。徐邦达先生的解释虽有道理，但不尽人意。因为他又是不了解“平阙制”，他认为章惇由汴京往南走时经过苏州再去浙江会稽任职，他恰恰不了解“承”和“奉”这二字的用法。“承”和“奉”都是表示客气的意思，“承”是“承蒙”，我们现在还在用这样的用语；“承待次”的“待次”二字显然和对方有关系，就是知道你等在维扬（扬州）这个地方，那么“想必迎 侍”，“侍”是“侍父母”，所以另起一行了。“想必迎侍过浙中”，然后就是“二十间必于姑苏奉见矣”就是说二十天后我在苏州见你矣。
为什么说收信人是他的好友蔡卞？既是蔡卞，为什么又不称呼他的名或字，而以“会稽尊侯”相称呢？蔡卞先是章惇任三司使时认识的青年才俊，后又一手提拔起来，是章惇的得力助手，成为改革派的骨干力量。当时的情况是：在徽宗初年，改革派势力由盛转衰的微妙时期，许多改革派人物被贬外地，天各一方，无法联系。比如章惇在旧党得势时长期蛰伏在苏州，沈括当时在镇江的梦溪园里写他的《梦溪笔谈》，米芾当时也在镇江定居，所以章惇在苏州镇江两地之间经常跑，而此时蔡卞正在从广州到越州转任之中。蔡卞的父亲退休以后在杭州居住，书信中的“浙中”指的就是杭州，蔡卞从杭州到了扬州，指的就是你看望父母“想必迎侍过浙中”吧。章惇从汴京出来赴任（实际上他并未到任），从汴京到维扬到宜兴，再到苏州，最后到越州，从北到南，走的是运河水路。但是他经过维扬时，可能还不知道蔡卞转任的事，待到了苏州才接到蔡卞的书信的，于是才写了这封回信。很显然，章惇的《会稽帖》书信是在新旧党势力交替时期在苏州写给同党蔡卞的密信。信中注明“别纸”，可能就是故意不写出收信人的称呼来；而且“承待次维扬”，就是将此信从苏州寄到扬州去的，约于二十日后在姑苏相见，希望蔡卞从容计划安排。（本段内容参考了卢月龙的博客文章）
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曹宝麟先生曾对章惇的《会稽帖》作了多方面的研究。曹宝麟教授文章《章惇论》原文载《书法研究》1999年第六期。但读者孙向群读后对曹教授关于《会稽帖》的定论表示反对，并写文向曹教授请教。有关书信“会稽尊侯”的称呼及其格式、收信人等，我认为孙向群先生的观点也不见得都对，比如，学者卢月龙就不同意孙向群的观点，我也认为收信人“会稽尊侯”指的就是章惇的好友蔡卞。因为彼此间的特殊关系，又是在特定的情况之下，所以采取了用“会稽尊侯”的尊称来指代收信人，是完全合乎逻辑和情理的。
三、《会稽帖》艺术鉴赏：
不管章惇的《会稽帖》是一般书信也好，还是重要的密信也好，在今天看来都无关紧要。我们认为，《会稽帖》的真正价值，首先是书法作品，而且是一件书法艺术很高的艺术作品。章惇是与苏轼齐名的书法艺术大家，许多人不相信。因为苏轼的书法作品，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其艺术地位崇高，是得到大家充分肯定的。而章惇的书法作品，如今存世的，除了这封《会稽帖》书信，还有就是存在于陕西户县草堂寺碑廊的《章惇题名碑》了，两者加在一起也不过五十余字，何况还是一般人都难得一见。我们说章惇是与苏轼齐名的书法艺术大家，是有充分依据的：首先，《宋史》都说他“惇豪俊、博学善文”，如此说的人并不多；章惇书法的最高成就是行书，他从东晋王羲之《兰亭序》，到唐代颜真卿的《祭侄铁》等行书名帖，无不学其精妙。而且在行书发展过程中，“唐人尚法，宋人尚意”，章惇和苏轼都是领风气开先河的人。其次，章惇与苏轼是好朋友且爱好书法。章惇比苏轼大一岁，年轻时他们每到一处都是相互题字留念。虽然二人后来在政治上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其实在私人感情上一直保持着联系，这在有些文章和作品中的说法是不全面的。从现在仅存的章惇五十余字行书、楷书、草书的单个字中，可以看出他们的书法风格和艺术水准比较接近；第三，因政治的原因，章惇的书法作品大多没有保留下来。即使这样，他所流传下来的五十余字，字字珠玑。就凭着这几十个字，同样奠定了他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崇高的地位。
章惇的《会稽帖》文笔遒劲，文笔老练，内容丰富，款式特别，所以，长期以来一直是书家最爱的珍品之一。
附录：对曹宝麟《章惇论》文中关于《会稽帖》问题的质疑
作者：孙向群
近读得《书法研究》1999年第六期中曹宝麟教授文章《章惇论》
，此文是因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的章惇《会稽帖》而写的。读后笔者对曹教授关于《会稽帖》的定论表示反对，并写就此文向曹教授请教。
曹教授认为：“会稽”一词显然属于“以官所代人的称呼的惯例，一如会稽内使王羲之称王会稽，会稽郡公徐浩称徐会稽。如果采用新的标点，“会稽”之后当出以冒号，方较为醒豁.笔者对此观点不敢苟同。虽然这是古人的一种称呼习惯，但是在这封信中要想如此解释，有两点不合常理之处。
首先，在信中直呼人名或者字号，是不符合人们书信习惯和中国人的道德规范的。中国是文明之邦，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非常讲究礼仪，特别是在日常书信中，常以谦虚尊敬之词来表达对受信方的尊重。如“某某顿首再拜”、“某某学士”、“某某再启”等等，那怕就是再熟悉之人，也不会在信中直呼其名，或者字号。这是和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规范不相符的。
再就是，如果“会稽”一词，确实是“以官所代称谓”的话，那么试想在会稽以会稽为官名的职称一定很多，那么会有很多的官员都可以同时被称为“会稽”。因此，古人在称呼是多会在“会稽”之前加姓氏，或者在“会稽”之后加具体官职。
因此，我认为曹教授的解释是缺乏有力证据的。
那么，很多人会问，为什么“会稽”二字会出现在此帖之首的？应该又如何解释？这就要从原帖和具体内容两个方面来具体分析了。
首先，该帖的前后接缝上全部为项子京的藏印，而在帖内有元代浦江郑氏的藏印，后面有一“张氏图书”从风格上判断有可能是较早的藏印。所以据此我们可以看出，如今此帖的原貌基本保持的是项氏当年装池的原样，但是不是保持着章惇原信的完整全貌，尚不能肯定。
再看此帖内容：
会稽尊候万福，承待次维扬，想必迎侍过浙中也。宜兴度应留旬日，二十间必于姑苏奉见矣。冀尽从容。惇别纸
从内容上看，有很多地方让人感到唐突有内容不全的感觉，如果“会稽”一词在此解释成地名，也有解释不通之嫌疑。那么根据前面的判断，既不能解释为“以官所代称谓”，又不能解释为地名，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是好？
因此，笔者根据此信有不符合当时人们的书信习惯，和此帖有可能没有保持章惇原信的完整原貌上看，章惇的信有缺少了前半部分的可能性存在，如果真如此，那么“会稽”一词就不可能是首。
再查一些当时书信的写作模式，“尊候万福’之类的问候语言，不一定只出现在书信的前面，也可以出现在信的中部和尾部。如苏辙一信：
辙启，久留府中蒙眷甚厚，因得频接燕语，至幸至幸！奉违数日间伏计尊候安胜。辙舟至湖口，风雨不止，泊于西岸已三日矣。旦暮稍霁卽行益逺左右，千万为国顺时珍重。谨奉手启，为谢不宣，辙顿首再拜。知军大夫徐丈执事十六日
再如《韩献肃词垣陛对二帖》
綘再拜，久别瞻渴，向在京师以待罪不敢通问，比来颖尾亦以省咎之余，京师交亲亦不敢致书，虽闻进陟词垣，但深慰抃春韩尊候万福，末由展晤，?望为国自重，不宣绛启上。提举修注舍人阁下九日辰刻
再如米芾的信扎：
芾顿首再拜，运使大夫丈节下，昨以手拙附专介以代占谢，恭想已逹左右，即日春和恭惟神明相佑，尊候动止万福。
因此，“尊候万福”之词可以出现在信中的任何部位。所以，综合以上各种判断，此信极有可能失去了前半部分。因此“会稽”一词解释为地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再就是曹教授断定“会稽”为“以官所代称谓”的根据是“章惇从未出守越州”。虽然在章惇本传中讲，晚年章惇“居睦州”，但是，笔者在翻阅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时发现，晚年的章惇于崇宁二年后有一段时间确实居住在越州：
宁元年（1102），又改舒州团练副使、睦州（今浙江建德东北）居住；二年后，移越州，又移湖州，崇宁四年去世，享年71岁
这段记载作者应该是有根据的，因此，我们不能以章惇“从未出守越州”而断定章惇晚年没有住过越州。
以上尚有这么多的不定因素，而曹教授把受信人定为蔡卞，而且认定此信是写在元祐六年，我认为尚缺乏证据，定论为时尚早。
【资料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网站故-書-000244-0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