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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三凤后人” 薛绍彭
近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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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来讲，宋代书法有如下几个特点，一：行书盛行；二：尚意轻法，书贵自运；三：书风纵肆欹侧，意气外露；四：多学刻帖。后一点盖因唐末五代之乱，时局动荡不安导致字画文物损失严重之故。
　　上面所说虽然在一般情况下是大致不错的，但个别例子除外，比如薛绍彭即是。薛绍彭工行草，这点本不出意外，但薛绍彭十分讲求法度，“书法全学二王，论变化不及米，论规矩比米纯正得多。他的笔划多是圆的，不肯用倾侧的笔锋取姿式”（潘伯鹰语）。换句话说，薛绍彭书法是以含蓄雅正、藏锋不露、笔画圆融为追求目标，符合“君子之学，博于外而尤贵精于内（明王廷相《慎言﹒潜心》）”。
　　薛绍彭富收藏，庋藏晋、唐法书甚富，有此真迹，大约薛绍彭不大会去留心那些刻帖了。米芾在当时也以收藏鉴赏古书画闻名，因此二人常相往来，品评、鉴赏他们各自收藏的字画。因二人同为当时著名的收藏家和书法家，有人将他们以“米薛”相称，对此薛绍彭有些不满，以为失当，故投书米芾道“书画间，久不见薛米？”倒是米芾肚量大：“薛绍彭与余，以书画情好相同，尝见有问。余戏答以诗曰：‘世言米薛或薛米，犹如兄弟与弟兄。’”这让我想起一个故事：古代有个人脸长的像猴，有人便说他像猴，此人大不满，别人改口说猴像他，方喜。
　　“杂书卷”纸本，纵26.1厘米，横303.5厘米。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该“杂书卷”实际上是“云顶山诗帖”、“上清连年帖”、“左绵帖”、“通泉帖”四帖的总称。卷首有明李东阳篆书“薛道祖墨迹”五字，后有李东阳、周天球、黄姬水、文嘉等人题跋。此卷曾入藏南宋内府，元、明时流出宫外，为王世贞、梁清标等人递藏。王世贞曾云：“‘云顶山帖’能以巧藏拙。‘上清连年帖’皆书所作得意语，波拂之际，天趣溢发。‘左绵帖’与‘上清’微类，而加圆熟。‘通泉帖’咄咄逼右军，几令人有张翼叹，大抵笔多内擫，结取藏锋，妙处非乍看可了。前辈语固不虚也”。文嘉引陆居仁语跋道：“其虽杂于六朝或唐人书中当无愧。”“云顶山诗帖”行楷书，笔墨圆润；“上清连年帖”小草体势，笔墨浑熟，连绵起伏；“左绵”、“通泉”二帖风格略近，唯“左绵”开头二行较拘谨，后则愈写愈畅，点划多变，自然适意。
　　世传《定武兰亭》刻石被薛绍彭凿损五字，因而有五字不损本、五字损本。可见他对王书的钟爱。薛氏还曾摹刻过唐摹兰亭序，笔法姿态，相当精致，特别是后面楷书题字，意作钟法。在宋人书中，也是极少见的。薛氏书是严守法度的。其书被人称道，得于此，其书之不足，亦源于此。元袁梅《清容居士集》记赵孟頫评薛绍彭、米芾书云：“长安薛道祖与米元章、刘巨济为三友，朝夕议论晋唐杂迹图画，然其作字则各自成家。绍兴中购薛米书最急，率以小玺印缝，后御府刻米帖十卷，而道祖书不得入石。客航见道祖一巨卷于驸马都尉杨公家，精神峻整。遂深疑绍兴不入石之故，问于子昂，子昂曰：‘薛书诚美，微有按摸脱墼之嫌。余不能书，而深识其语，私尝谓米襄阳书，政如黄太史作诗之变，艺角刷掠，求于匮韫川媚，则蔑有矣。学鲁独居之男子，于道祖见之，至治二年八月乙亥，袁梅记。’”论薛米书可谓中的。
　　如前所述，薛绍彭的书法步趋于二王，大约他自己也俨然以“正脉”视之，尽管他与米芾友善，想必对米芾的倚侧险绝、跌宕生姿的结体和凌利翻转、追风逐电、不忌侧锋、八面出之的用笔和书风还是有微词的，道不同不相谋嘛。但是，历史是无情而又客观公正的，是“米薛”还是“薛米”已不再是问题，甚至薛是否能与米平起平坐本身还是一个问号呢。
　　薛绍彭的生卒不详，字道祖，晚号翠微居士，长安（今西安）人。恭敏公薛向之子。薛绍彭自谓。累官秘阁修撰，知梓潼路漕，元祐初曾官承事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