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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研究孙过庭《书谱》的各种版本法帖
〔日〕翁藤西白精舍 玄土社主办 表立云
我作为书家，常常有对古代书法进行深入理解及对书论深入研究的愿望。
因此，仅仅读全部是铅字的专业书，将无根据的传说、故事或跋文称为文献，如同写小说似的杜撰，盲目抄袭引用，而对具体的字形与笔画、图像却并不重复。
浏览一下《书道全集》，大型展览的图录之类的解说，仍旧是在纸的长度，生卒年月、官职、政府收藏机构名称等（个人收藏人名因现今是不允许公开的），以及过去收藏者的传入（古董的价值）方面下功夫。作品等同于根据图版加入难懂的汉语即铅字，将相同的内容稍作变化重复发表，因此并没给书家带来什么印象。
“鸟的目”是从很高的地方鸟瞰全局。“虫的目”是从草的根部分析观察细微处，我作为书家的理解方法是透彻反映比较碑法帖（用透明纸映着反复誊写法帖——证据物件），这样像对照指纹一样高水平的识别、鉴定就成为可能。
但是，孙过庭的《书谱》即使在古代也是有相当高的水平的。总之，如果追溯到初唐，可以说是“断简残墨”，可信的真迹很稀少，而在这本煌煌巨著中书者论及三千数百字，是颇有气概的草书遗迹，弥补了没有真迹遗存的“二王”法帖的不足，奇迹地顽强地压倒一切地存在着。
并且，今天我们回顾的真迹是唐代所写，并且制作成了反映宋、元、明、清各时期崇尚的法帖，也带来各时代资料中某些主观性主张，今天依旧守着这个金科玉律，那些资料中也有很多错误，但这件事经过１３个世纪有了戏剧性的变化，最后是因松本芳翠事件而很巧妙地解决。
■唐代 可以了解至今奇迹般保存下来的真迹与它的写本存在的事情。
■北宋末 宋徽宗首次用真迹本把《书谱》翻刻在《太清楼帖别卷》，官刻、集帖、精刻。不久北宋被金灭，至今也没听说《太清楼帖别卷·书谱》的流传情况。
这之后，把《太清楼帖别卷·书谱》当作底本落上“元祐”年号的（伪款）就是“元祐薛绍彭本”，再翻刻后在世上通行。刘鹗藏与之同石的（误称）《太清楼帖别卷·书谱》跋文里这样断定“……明以后的刻本，如《停云馆》、《安麓村》、《三希堂》帖等，所依之处皆是偏（侧锋）与中（中锋）互用（交替使用）的笔迹，但薛绍彭元祐年间所刻的是用纯（不杂）中锋，与这点相符，如果不依据这点，那也没有之后怀疑宋刻的事情了。所拓用纸也是宋纸，如果不当太清楼，那当谁好呢……”这样没根据地确信，那他的想法是很难改变了。
宋以后所表现的古法是用中锋，最近是偏锋（侧笔）的概念，（伪款）“元祐薛绍彭本卷末”的“元祐二年河东薛氏摹刻”是最初刻的还是之后追加刻上的事很难判断，原文在刻法上也有很多不同。无论怎样，一旦确信（伪款）“元祐薛绍彭本”是最早的而想找到原因，反而却加深了误解。
到明朝文徵明得到真迹本的后半部分，前半部分是把此时传世的《太清楼帖别卷·书谱》作底本翻刻在《停云馆法帖》里的《书谱》。
■民间刻，集帖，精刻 进入清朝，天津的安麓村得到了真迹本，首次翻刻成单帖“天津安麓村本”，把纸破处、改写及墨的污渍处都修正后刻出，章法与字形全与真迹本相同。
■民间刻，单帖，精刻 乾隆帝是用真迹本翻刻《三希堂法帖》的，在实物上虽然《三希堂法帖》与“天津本”相比较，多少要差一点，这是刻手不好的原因吧，但一个一个字详细地对照真迹，几乎可以以假乱真。
■官刻，集帖，最精刻 日下部鸣鹤在１９１９年（大正８年）—１９２１年（大正１０年）《书道春秋》杂志里看法有错误“……我判断取的是‘元祐本’，《书谱》作为‘元祐本’首先被印出发行，文字隽拔挺秀，这是应该注意的，学“天津（安麓村）本”的人写草书笔不能软，转角时有些笔画易偏锋，幸好‘元祐本’没有这个弊病……”
孙过庭《书谱》的使转与笔画
看“不”、“如”二字的使转，“老”字还可见使转之妙（注：“老”字是误刻），这个“也”字因为在行末，所以末笔向上挑笔势与下一行的“去”字相接甚妙（注：“也”字是误刻），“天津本”里的“也”的“撇”，在行中间的末笔向下踢出，因此这是此动作的妙处所在，日下部鸣鹤并未见过真迹的印刷本。
１９２３年从北京延光室发行了真迹的印刷本，真迹本首次问世。
当时只有３０多岁的松本芳翠借来河井荃庐的《书谱》影印本进行研究，在１９２９年（昭和４年）《书海》杂志、１９３７年（昭和１２年）《书苑》杂志中比较完整地发表了题为“关于节笔”的孙过庭《书谱》考察论文，共１３页。书法家们从未用过这种方法，即具体地从每个版本抽出部分问题，没有文章，彻底根据字形来比较讨论。在这点上他本人这样写着，“从一本生出很多不同版本，谬误之甚，对观看古法帖的思考方法上不得不进行大的改革……”这不仅仅是《书谱》，包括其他法帖也都存在这个问题，这是划时代的金字塔。现在不读松本的节笔论进行《书谱》研究是不行的。
１９４４年（昭和１９年）在河北省保定市发现了早已失佚的真本《太清楼帖别卷·书谱》１４片残叶，相当于其后部１／３，陈叔通收藏，之后寄赠故宫博物院。１９６６年（昭和４１年）北京文物出版社有珂罗版出版。包括刘鹗、日下部鸣鹤、松本芳翠皆未见过的真本《太清楼帖别卷·书谱》首次与世人见面，新出土的１４片残叶与（伪款）“元祐薛绍彭本”一一核对，章法与每个字的轮廓完全一致，可以了解笔画在第２０８行“儀”，２２４行“老”、“学”，３３４行“也”的误刻的过程，《太清楼帖别卷·书谱》是（伪款）“元祐本”的底本，这事可以就此得以证明。
此外《太清楼帖别卷·书谱》前部２／３并未发现很是遗憾，但是《太清楼帖别卷·书谱》是接近于真迹的精刻，章法因与（伪款）“元祐薛绍彭本”相同，前面２／３如果让真迹本的《书谱》在“元祐本”上进行黑白反转的话，那《太清楼帖别卷·书谱》的完整的本子就可复原出来。
这样《书谱》的大部分问题都已收集好，因纸面有限，我们对实物法帖做个比较吧。
■因为正文首行是文章的开头，所以各个帖开始文字相同，而在一行的字数上有所不同。 作为《书谱》原本的真迹本正文首行有１１字，（单行本）天津“安麓村本”在这首行１１字上是与真迹本一致的。（单行本）伪款“元祐薛绍彭本”的正文首行１４字，这是因为其底本《太清楼帖别卷·书谱》（集帖）的正文首行有１４字。《停云馆法帖·书谱》（集帖）的前半是以《太清楼帖别卷·书谱》为底本，为了与《停云馆法帖》的帖高相吻合，正文首行刻成１２个字。单帖（误称）宋拓《书谱》刻的相当粗率，底本难以确定，但因为正文首行１２字与《停云馆法帖·书谱》是非常接近。《三希堂法帖·书谱》（集帖）为了符合帖高，正文首行刻成９个字，间距拉长，一看就可看出字距不紧，逐字刻可以识别出纸破处，墨的飞白枯笔，连写错的字都忠实于真迹本，是最精刻的。
■真迹本２０６行到２１７行的“绘”字，前后两卷分开后，在《太清楼帖别卷·书谱》、之后翻刻其的（伪款）“元祐薛绍彭本”、（误称）《太清楼法帖》、以真迹本作底本的《停云馆法帖·书谱》、（误称）宋拓《书谱》中都在正常位置，前后两卷合装后，天津“安麓村本”、《三希堂法帖·书谱》、真迹本这三本《书谱》的“云”部被切下，移在２１７行。
■真迹本２０８行“義”的左边，有个像“亻”旁的污渍，以《太清楼帖别卷·书谱》作底本的（伪款）“元祐薛绍彭本”、（误称）《太清楼帖》像是刻了“亻”旁，《停云馆法帖·书谱》以后半真迹作底本也刻了污渍，（误称）宋拓《书谱》也依照此刻了“亻”旁。
■真迹本２２３行末“年少”二字，“年”字写得小，“少”字写得肥大压在其上，《太清楼帖别卷·书谱》、《三希堂法帖·书谱》忠实于真迹本也翻刻出了这点，《停云馆法帖》、（误称）宋拓《书谱》、天津“安麓村本”是修正之后未刻“年”字。
■真迹本２２４行“老”字第四画，在《太清楼帖别卷·书谱》、《三希堂法帖·书谱》、《停云馆法帖·书谱》中连真迹本《书谱》纸破处都刻出了，（误称）宋拓《书谱》是奇怪地透映着《停云馆法帖》用很宽的线描下来的，将（伪款）“元祐薛绍彭本”映在《太清楼帖别卷·书谱》上看，纸破处的轮廓线恰巧重合。“学”字的“子”部在（伪款）“元祐薛绍彭本”、（误称）《太清楼帖》本中都有特别奇异的字形，透映在《太清楼帖别卷·书谱》上一看可知因为上部重下部轻而使“子”被看漏了。
■真迹本３３４行“也”字是折痕卡住纸的代表性部分。特别是（伪款）“元祐薛绍彭本”与（误称）《太清楼帖别卷·书谱》与其他法帖不同在行末的末笔是向上挑，映着《太清楼帖别卷·书谱》用拓拓片的方法拓最后这一笔，在中途发薄先消失了。（伪款）“元祐薛绍彭本”的误刻的原因，与前面“老”“学”的误刻一样，（伪款）“元祐薛绍彭本”的底本很可能是陈叔通收藏的《太清楼帖别卷·书谱》。遗憾的是字数有限，期待下次机会的到来。
ColdSpring案：本文来源于网络。或因翻译之故，部分语句不是很通畅，然文章内容颇有可取之处，故录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