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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熊碑


《刘熊碑》宋拓本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全称《汉酸枣令刘熊碑》,郦道元《水经注》作《酸枣令刘孟阳碑》,欧阳修《集古录》称《俞乡侯季子碑》。汉代隶书碑刻。碑无年月,有碑阴,石久佚。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云:“酸枣城(故城在今河南延津县北十五里)有县令《刘孟阳碑》”,是关于《刘熊碑》最早记载。此后宋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相继著录,南宋洪适《隶释》复详记碑之全文(只有少数字残缺),可见此时碑尚未断毁。据洪氏所记,原碑共23行,行33字。后碑断,残存两块。后此两块残石也已不存。1915年金石家顾燮光访得碑阴残石一块,存字8行,计63字;残石侧面有宋人题记。顾燮光潜心研究金石碑刻,著有《刘熊碑考》。此残石现存河南省延津县文化馆。

   刘熊,系东汉光武帝刘秀之玄孙,做过酸枣县令。

   碑无书者名氏,唐诗人王建题此碑云:“苍苔埋字土埋龟,风雨销磨绝妙辞;不向图经中旧见,无人知是蔡邕碑。”遂致后人多以为蔡邕书,实际是一种附会。南宋洪适疑之,明都穆信之,迄无定论。书法古逸秀劲,风格略近《史晨》、《曹全》。

  此碑近世流传拓本有三:一为刘鹗旧藏本,整纸未剪,存原碑上段残石起首十五行,行约十二字,下段残石末起二十三行,行十七字。曾归端方,后归衡永。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本图)。一为范懋政旧藏本,经剪裱又恢复成整幅大轴,与刘本同为两残石合拓。现藏故宫博物院。一为沈树镛旧藏本,为原碑下半截残石托本翻刻本,中华书局曾影印。

《刘熊碑》(宋拓本)上片

《刘熊碑》(宋拓本)上片局部

《刘熊碑》(宋拓本)下片

《刘熊碑》(宋拓本)下片局部

附录: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刘熊碑》(宋拓本)
郭怀宇
编者按:2018年伊始,安徽美术出版社联袂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中华宝典—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法帖书系(第一辑)》,本刊从2018年第一期开始,陆续刊登了法帖部分内容,受到读者的欢迎。现第一辑已介绍完毕,从2018年第十一期开始,本刊将继续刊登本书系第二辑和第三辑的内容,包含宋拓《颜真卿东方朔画赞碑》《刘熊碑》、民国拓本《元显?墓志》等精良拓本,以及《董其昌行书赠张旭、题卢道士房诗卷》《文天祥草书谢昌元座右辞卷》等珍贵墨迹本,希望广大读者能喜欢并提出宝贵意见。

  《刘熊碑》全称《汉酸枣令刘熊碑》,又称《刘孟阳碑》,原碑共二十三行,每行三十一或三十二字,立于东汉时期。此碑只有三处简短的文字,描述了刘熊生平、世系的具体内容,如“君讳熊,字孟□,广陵海西人也”“光武皇帝之玄,广陵王之孙,俞卿侯之季子也”“出省杨土,流化南城”,其余文字则主要是称颂刘熊的政绩。

  南宋洪适的《隶释》中明确记载了此碑碑文为隶书,共六百七十字,当时已缺四十三字。碑阴刻有捐钱、立碑人的官职、姓名和捐款数。碑侧有宋人所刻跋语。全碑没有记载撰书人的姓名。可见此碑至少在南宋初期就已被发现,之后不明原因断毁,只留下两段残石。1915年顾燮光在延津县城内访得残碑,并著《汉刘熊碑考》。因残碑曾被用作捶石,碑身正面文字全毁,仅剩背面五十余字,现存延津县博物馆。此碑曾长期被认为是汉代书法家蔡邕所书,但经研究已经否定了这一错误认识。

  此碑受到了历代金石学者的关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北宋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南宋陈思《宝刻丛编》,明杨慎《金石古文》、都穆《金薤琳琅》,清朱彝尊《金石文字跋尾》、冯登府《石经阁金石跋文》、严可均《铁桥金石跋》、洪颐煊《平津读碑记》、何绍基《东洲草堂金石跋》、马邦玉《汉碑录文》、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民国陈汉章《缀学堂河朔碑刻跋尾》、罗振玉《雪堂金石文字跋尾》、 欧阳辅《集古求真》等著作对《刘熊碑》皆有记载。

  《刘熊碑》拓本流传极少,现存的宋拓本只有两件,分别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故宫本”无题跋,“国博本”有多人跋。二者现今皆为立轴装裱,分为上下两部分。根据残损痕迹的比较,可以发现两本上半部分完整度接近,下半部分皆有残损。相比之下“故宫本”在第十二、十三、十四列处残损更多,而“国博本”则在第二十一列处残损较多。整体上看,“国博本”存字较多,因此民国时期金石学者多认为“国博本”较之“故宫本”更为重要。但实际上“故宫本”亦有“国博本”中不存之字,如“国博本”下半段第二列“显”字已缺,而“故宫本”还能够依稀辨认出。“国博本”下半段第六列“之惠”二字已缺,而“故宫本”也还能依稀辨认出。因此,可以说两者之间应当是互相补校的关系。除此两本之外,行世的《刘熊碑》拓本或双钩本还有“沈树镛本”“江秋史本”“汪容甫本”“赵之谦本”“翁方纲本”,价值皆远逊于以上两件宋拓本。

  “故宫本”为宁波范氏天一阁旧藏,曾被剪裱成册,后恢复裱成整幅,新中国成立后归故宫博物院收藏。此本曾经马子云、唐兰鉴定,认定为宋墨精拓,为珍品甲。(王壮弘从材质的角度认为此本当为明代中期之后所拓。)因碑已残为两块,拓本上段十五列,每列有十至十二字不等。下段二十二列,每列十至十五字不等。题签一:“道光二十三年,范懋政书。”钤有“沈德寿秘宝”“補兰轩金石图书记”两印。

  “国博本”整纸宋拓,在清代曾为刘鹗收藏,后归收藏家端方,又归完颜衡永,1966年经北京市文物商店介绍,中国历史博物馆从庆云堂购得。此本上段存十二行十五列,下段有十六行二十二列。有罗振玉、李瑞清、缪荃孙、李葆恂、左孝同、章钰、杨守敬、完颜衡永、张玮、溥修、郑孝胥、俞陛云、升允、程志和等多人题跋和观款。这些题跋不仅表明了当时许多重要金石学者对于《刘熊碑》拓本的认识水平,也显示出围绕收藏家端方所形成的金石书画圈所具有的学术水准。

  罗振玉对“国博本”极为推崇,他在题跋中认为,之前所见“范氏天一阁本”比此本缺少一些字,因此“国博本”应为存世最善本。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张謇等人的认同。而罗振玉之前所见“沈均初本”为翻刻本、“翁方纲本”为双钩本,与之更有“云泥之别”。罗振玉还在题跋中对前人关于《刘熊碑》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以往考订中的讹误。根据罗振玉的题跋,1906年时此本为“丹徒镏氏”所藏,而端方应该是在此后获得这件藏品。

  章钰、左孝同、李葆恂皆是在端方收藏此本后为其书写题跋,跋文中除了称赞端方收藏之本远超当时行世其他诸本之外,对此碑的书法水平都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且亦都认为此碑为汉代书法家蔡邕所书。缪荃孙虽然没有言明是为端方所题,但根据二人当时的密切关系,仍可断定其跋文是应端方的要求题写的。跋文中既对前人研究此碑的著作予以评价,同时进一步考证了刘熊的身份。

  杨守敬在此本题跋最多,不仅比较了存世诸多拓本的异同,也讨论了前人对此碑考证的相关问题,还指出了此本书法的重要价值。端方还请李瑞清书写过跋文。作为当时重要的书法家和学者,李氏没有刻意推崇端方的藏品,反而从汉代书法字形发展演变的角度,认为此碑并非蔡邕所书。其能力排众议,得出正确结论,显示出了深厚的学术功底。

  端方去世后,“国博本”《刘熊碑》在1918年被北京地区重要的书画收藏家、书画商完颜衡永于厂肆中重金购得。他认为此本在诸多传世本中品质最高,但或因鉴赏水平,或因所见不广,其指出的“范氏天一阁本已付劫灰”等观点,实际上是错误的。根据之后张玮的题跋可知,此拓本至少在1961年仍保存在完颜衡永处。

  《刘熊碑》的书法水平在汉碑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在用笔上既不同于《礼器碑》奇崛瘦硬的风格、《张迁碑》方正平整的面貌,也不同于《曹全碑》潇洒飘逸、灵动俊秀的气质,而是与《史晨碑》《乙瑛碑》骨肉匀适、流畅自然的风格较为接近。此碑结字规整,布局疏朗,用笔流畅,点画优美且富有变化,停顿转折处虽略见方正,但又不刻意强调力量感,是汉碑中不可多得的书法精品。翁方纲称其:“隶法实在《华山碑》之上。”杨守敬称其:“古而逸,秀而劲,疏密相间,奇正相生,神明变化,拟于古文。”在汉代碑刻中,一类作品刊刻精细,能够比较清晰、明确地展现出书写的痕迹,虽然不能完全与墨迹“贴合”,但亦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运笔过程,甚至提按转折,著名的《曹全碑》《礼器碑》《孔宙碑》《华山碑》都属于这一类型;而另一类作品则更多地体现了刻工的刻制痕迹,整体上显现出古拙、浑厚、质朴的独特美感,以《石门颂》《张迁碑》《祀三公山碑》最具有代表性。从这一角度看,《刘熊碑》较好地体现出了书写者运笔和结字的方法,应当属于第一类汉碑的风格,作为书写、临习隶书的范本,其价值不言而喻。

【资料来源】《中国古代书法》(安徽美术出版社)
《书画世界》 2019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