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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启相(1619—1679)


唐诗五律轴(点击放大)
188*52厘米

    当代学者、书画家饶宗颐先生在他的《论书十要》中说:“明代后期书风丕变,行草变化多开新境,殊为卓绝,不可以时代近而蔑视之。”欣赏丁启相的书法作品,便会深切感受到饶先生的话是对的。
    明朝书坛,基本上是在赵董书风的笼罩下,软媚甜俗,纤弱秀润,书家竞逐提按衄飞的笔下技巧,玲珑小巧有余而阳刚大气不足,从而使书坛笼盖一种靡弱纤巧的风气。明末以傅山、王铎、黄道周、倪元璐等人为代表,冲破赵董书风的藩篱,向唐宋以前的两晋书风汲取营养,甚至将篆隶书的笔法笔意引入行草书,使书风有了很人的改观。
    清初书家丁启相,其书风也受到王傅倪黄等人的影响。唐诗五律轴作于1669年(清康熙八年),此时距王铎辞世不过几十牛,王铎书风在书坛的影响,在丁作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从总体上看,此作用笔以方折为主,不刻意追求提按,有明显的篆隶笔意,如“图”、“园”、“翰”、“墨”、“政”、“窃”、“美”、“歌”等字,中锋行笔,线条圆劲,骨力内含,如锥画沙,极具张力。    此外,有些提按较为明显的字也是笔沉墨实、气力内(*),暗转劲折,如印印泥,并无虚浮张扬之气,如“西”、“讲”、“酒”、“载”等字。总之,以篆隶笔意入行草,构成了此作的第一个特点。
    此作的第二个特点是:风格的内敛含蓄,这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是指他的用笔藏多露少,隐迹灭端。此作在起笔时注重逆藏,极少露锋,除了从上字的收笔处牵丝引带、笔断意连者,如“羹”、“深”的首笔,“诵”、“讲”的第二笔等之外,未见一处是露锋下笔的,收笔出锋者也极少。这就自然构成此作用笔含蓄的特点。另一方面,此作在结体上也以收束紧结、含蓄蕴藉为尚,结字多用王羲之、米芾的“花篮型”体式,即上部开放,下部收缩如一只装满鲜花的花篮,如“府”、“墨”、“酒”、“载”、“竭”、“为”等。这种体势的长处是热情、奔放而有节制,为情绪的宣泄和行气的畅贯留有充分的余地,同时也便于后面的字的牵丝引带。但这种体式在本作中不是惟一的。除了此种,还有上收下放的“金钟式”,如“林”、“闻”、“政”、“天”等,以及不收不放,平正雍和的体式,如“壁”、“讲”、“窃”,“歌”等,使此作在体式风格上显得多姿多彩。
    第三个特点是节奏鲜明、行气畅贯,每行中自然形成若干节奏段落,既各自独立,又互相连贯。以第一行为例:“东壁图”三字为一个节奏段,居全篇之首,虽各自独立,但如三个引人注目的强音符,引领全篇。“书府”为一个节奏段,“西园翰”为一个节奏段,“墨林”为一个节奏段,“诵诗闻”为一个节奏段,“国政”为一个节奏段。最后“讲”字以强音符断后,与起首遥相呼应。各节奏段或二字、或二字,疏密长短,参差错落,随缘自适,自然合体。
    不足之处主要是,此作从总体上看过于平稳,没有大的感情起伏,没有强烈的反差对比,一如缓缓流淌的溪水,淙淙汩汩,波澜不惊,雍容闲雅,因而也缺乏震撼人心的视觉冲击效果。和王铎、傅山等人作品中那一泻千里,掀天动地的奔涌和宣泄相比,此作显得过于平淡,这也许与书写的内容有关。然而从审美格调上讲,其主要原因仍然是赵董书风的影响。明末王铎、傅山等人的变革,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并未在书坛上形成主流地位。尤其在康熙、乾隆两位皇帝的推崇下,赵董书风仍然笼盖书坛,从丁启相此作中,便可见清初书风之一斑。

雍容闲雅 含蓄蕴藉
——丁启相行书诗轴赏析

(图文摘自《青少年书法》杂志2000年11期,作者 化 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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