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三迹

    平安时代中期，是指宇多天皇宽平六年(894)采用菅原道真的建议，停派遣唐使开始，至应德三年(1086)白河上皇施行院政的时期为止的大约二百年时间。这是日本国风文化兴隆的时代。国风文化的繁荣，其实早在嵯峨天皇的弘仁时代就已经初见端倪。
     嵯峨天皇所制定的弘仁格式，是在适应和符合日本国情的基础上，通过修改律今制不完备处而成的新法规。新法规出台后，影响一直持续到清和、醍醐天皇时代。从此，对中国的典章制度由原来一味的模仿，遂渐改变到适合日本本国国情的需要上来了。停派遣唐使的理由，一方面是航海危险，当时的贵族子弟不愿作出无畏的牺牲，另一方面，派遣唐使使得日本政府财政负担加重。唐朝因“安史之乱”(755—763)而造成的国势衰微，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延喜七年(907)唐的灭亡，大大地加速了日本全盘国风化的进程。日本经过长时期对中国文化的摄取、咀嚼和醇化，孕育和培养了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在吸取唐代文化的基础上，文学、绘画、雕
塑、建筑等几乎所有领域均呈现出和风化的倾向。书道领域，在继承晋唐及三笔书道的同时，开始萌生了日本独特的书道艺术。平安时代中期，日本本土书道艺术家小野道风、藤原佐理和藤原行成日本“三迹”的出现，标志着日本“和样”书道进入了鼎盛时期。
    小野道风、藤原佐理、藤原行成三人作为日本平安时代中期书坛的宠儿，被尊为日本“三迹”，倍受世人青睐。追溯名称之由来，《世事要略》称空海、菅原道真和小野道风为“三圣”；尊圆亲王(1298—1356)所著的《入木杪》一书中将野迹、佐
迹、权迹合称为“三贤”(野迹，即指小野道风的笔迹；佐迹，为藤原佐理的笔迹；权迹，指权大纳言藤原行成的笔迹)。室町时代著名公卿三条西实隆(1455—1537)在其日记《实隆公记》中曾多次提到“三迹”的名称，可见，此时已经为人们所公认。
    江户时代的贝原益轩(1630—1714)编辑的《和汉名薮》序言中列举了三迹的名字：道风，醍醐朱雀村上帝时人；佐理，圆融院时人；行成，大纳言世尊寺一条院时人。槇岛昭武编著的《和汉音释书言字考节用集》的自序里边，也清楚地写道：本朝三迹，道风、行成、佐理。由此可以看出在江户时代“三迹”的名称已广泛流传了。
    三迹指小野道风、藤原佐理、藤原行成三人。
    小野道风（894～966）是最早推进和样化的书家。作为他的代表作而知名的《屏风土代》（御物），是928年他35岁时为在宫廷屏风写大江朝纲的诗而作的草稿，其书风是在王羲之风格的书体上增加圆味。他还留有《三体白氏诗卷》（正木家）、《玉泉帖》（御物）。
    藤原佐理（944～998）继道风之后开创独自境地。代表遗作《离洛帖》，是他47岁时的信，在被任命大宰大战赴九州途中寄发春宫权太夫藤原诚信。书风相对道风之圆滑而呈现明显的锐角，具有个性。他25岁时的书迹《诗怀纸》也很知名。
    藤原行成（972～1027）被誉为当时最有成就的书家。他的确切笔迹已知有：47岁时的《白氏诗卷》（东京国立博物馆）和约49岁时的信。书风平稳圆润，格调很高。道风的书法虽有意识改变王羲之书风，但失之生硬；佐理的书法虽追求个性，但失之安雅；行成的书法有成熟的和风感，运笔的轨迹平稳曲折，合乎观者的心情。三迹之中，行成最受推崇的理由也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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