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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有法


29.了如指掌,烂熟于心——“尚法”

 

  在魏晋这个巅峰上,可惜留给后世的真迹太少了。大致原因有二:
  其一,魏晋禁立碑,故石刻殊少;有,也屈指可数。
  其二,当时书家书写所用惟缣与纸,缣纸之寿,不过千年,岂能续延至今。不能处晋代真迹,也只有从晋简或很少的残纸上。
  南朝尚帖,依然是“二王”的天下,江左风流绝世。北朝兴碑,楷法盛行,故留下众多石刻可鉴。大约十多年前,一个朋友对我说:“汉碑到北魏碑之间,几乎全是行草书,没碑,好像衔接不上,缺了一段什么?”这句话对我很有启发。
  从汉简到魏晋行草,再到隋唐书风,相承脉络之清晰可辨。我坚信相承是割不断的,缺的那一段,就是因为“魏晋禁碑”。从另一角度看,古人刻碑必讲究工整、庄严,以楷书入碑最为合适。元代郑杓于《衍极》中言:“初行草之书,魏晋以来,唯用筒札。至铭刻必正书之。”在我们印象中,“魏碑”时代似只有楷书,是因为行草不宜人碑之故。我们只需参照汉碑之端正、汉简之随意的差异,便可见古人正书入碑是由来已久的。
  或是可看楼兰出土的晋代书法残纸,虽不是名家或书家所为,却令我们立即想到赫赫有名的陆机《平复帖》,再与唐人摹本比较,晋人书风之可信度可略见一斑。


  使人惊奇的是,在新疆出土的高昌时代的墓志与墓表。好就好在有许多是墨迹写成未刻的墓表,它给我们提供了“真迹”,提供了当时“碑”的原始面目。高昌地处大西北,虽然晋室已经南迁,却依然完整保留了魏晋遗韵,与南朝书风如出一辙。
  唐代是书学鼎盛的时代,帝王均享有善书之名,加以政治、经济、文化的发达,俗称“盛唐”。由于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的顶礼膜拜,命御府以重金搜购王字真迹,“得真行二百九十纸,装为七十卷;草书二百纸,装为八十卷”,其中包括“天下第一”的《兰亭序》,遂又令魏徵、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赵模等予以鉴定真伪、双钩廓填。据史说,《兰亭》真迹已随唐太宗人了昭陵,其余真迹即使有存,亦无法完好保存至今。我们现在所能见的王字,最早都是唐人的摹本。唐人功不可没。

  后人对王字的真伪众说纷纭。我倒是认为,如若是唐人的临本,即便不是王字真迹,亦是一流高手所为。只需看看唐太宗本人的字,
看看唐代书家欧阳询、柳公权严谨的正楷,


看看虞世南、
褚遂良、

冯承素
临王羲之《兰亭序》真迹,看看颜真卿老到的行书,
看看张旭、怀素淋漓的狂草,
看看当时的笔法论述,可谓对王字亦步亦趋,不出左右。可见唐人对王字是了如指掌,烂熟于心。
  当魏晋“完法”之后,接下去无疑是法的普及和运用。
  唐代将“法”推到了世人关注的高度,如设立科举制度,书法居中;选官员,必取“书才”“楷法遒美”。垂世的孙过庭《书谱》、张怀罐《书断》、张彦远《法书要录》等书史、书论,以欧阳询、虞世南、张旭、褚遂良、柳公权、颜真卿等为杰出代表的一代书家,使魏晋“法”的那个最高点一直持续了五六百年。
  这个过程,无疑是“尚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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