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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学术背景下的“书学”研究
――采访“王学”专家祁小春先生


(载《中国书法》2007第11期) 

一、您继专著《王羲之论考》在日本出版之后,近期在台湾石头出版社正式出版又一部《迈世之风――有关王羲之资料与人物的综合研究》。前书出版时,杉村邦彦先生称曾赞为“又将王羲之研究向前推进了二、三步的划时代研究之作。”后书出版后,中方的王学专家也一致称赞。可以说这两部书基本确立了您在“王学”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那么,首先请具体介绍一下这两部著作的情况?

   首先请允许我作自我介绍。我于1984年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留在校古籍整理研究所工作。1989年应日本杉村邦彦教授的邀请,前往日本京都教育大学作访问学者,在杉村教授的东洋史研究室做“近代日中书法交流史”课题研究。1993~98年考入立命馆大学攻读文化史专业的硕士和博士。1998年3月获立命馆大学文学博士。此后历任立命馆大学等大学的兼职教师,2002~07年任佛教大学文学部中国学科专任教师。07年归国,现任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拙著《王羲之论考》(下略称“日文版”),是我1998年向立命馆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王羲之考〉。提出后,立命馆大学组成了以导师中村乔教授(中国文化史)为主审、本田治教授(中国古代史)和外聘京都教育大学杉村邦彦教授(中国书法史论)为副主审的博士论文审查委员会,对博士论文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审阅评议,在论文答辩时,诸位先生还提了许多宝贵意见。根据这些意见,我对博士论文作了全面修改订正,更名《王羲之论考》,2001年5月由日本的东方出版刊行问世。此次《迈世之风――有关王羲之资料与人物的综合研究》(下略称“中文版”)的出版,首先我要感谢美国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教授白谦慎先生。白先生曾在美国的相关学刊上发表了英文书评,向西方学界介绍日文版,后更经他鼎力推荐,石头出版社决定出版中文版。我原先计画也是将日文版翻译成中文出版,但后来改变了想法。因为日文版问世以后,我又看到了不少研究论文和文献资料,获得国内王学研究的大量信息,而且有幸与王羲之研究专家王汝涛、王玉池和刘涛三位先生做了十分有益的学术交流,并在此基础上陆续撰写了不少新的论文,其中一部分已在国内外学刊杂志上发表,或在学术研讨会上宣读。所以,我决定借此出版中文版机会,将这些新论也一并收入,是为中文版第二、三、四章和两篇〈个案研究>。此外,中文版虽然保存了日文版旧作的第五、六、七章的主干部分,但在篇幅和内容方面都做了很大调整和增补修订。因此就内容而言,这次出版的中文版并非日文版的译本,而是在后者基础之上又重新编撰的一部新的学术著作。至于您所说的确立了在“王学”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我实愧不敢当,因为拙著中许多观点只不过是我的一些研究心得而已,未必能成定论。但这两部拙著的诞生前后毕竟花了十许年工夫,俗话说“十年磨一剑”,大约没功劳还有苦劳吧。如果说拙著尚有亮点可言的话,就在于其中含有的学术信息量较多,这对于今后的王学研究或许能起到一定的向导作用,俾后之来者可藉此了解王学的先行研究,开辟新的研究道路。  

二、诚如王玉池先生曾评价在“王学”研究领域的您是“最认真、最专注、工作也最细致和深入、也是成绩最好的一个。”从您的学术文章中可以感受到这种一丝不苟的做事风格.记得您曾说过∶“我的研究方式,不是对研究对象做一个整体的感性把握,而是要在掌握大量的事实资料后对研究对象作出一个较为合理的判断和展现事物的史实。”这似乎便是您对研究方式的选择,您认为这种研究方式在国内书法理论界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他的优势在什么地方? 

   王老的评语主要是发自对后辈的关爱和鼓励,作为后学,唯当引以自励。至于王老所评的“细致”“深入”,可以说是受了日本学风的影响。这种学风主要就是重视资料,在作研究时要求尽量做到竭泽而渔。具体来说,就是在选定一个研究题目之后,再花大量时间去调查先行研究的信息,尽可能避免出现重大遗漏。在具体研究过程中,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即从资料中来到资料中去,不预设观点结论;在阐述中则尽量体现“让资料自己说话”的论证过程。因为越让资料说话,论证就越具有客观性。“让资料自己说话”不仅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条件和状态。日本汉学大师内藤湖南强调要与资料对话,与古人对话,办法就是让自己“坐拥书城”。日本学者很讲究“坐拥书城”的研究“状态”,一般大学教师都有自己的个人研究室,室内摆设也彼此都大致相同,除了桌椅之外,周围都成为资料的海洋。我觉得这是一种调整研究状态的好办法,可使精力高度集中,以进入研究的“临战状态”中。日本学者一般特重资料,甚至还有“资料狂”的学者。他们为搜集资料不遗余力、不惜重金、必致之而后可的精神令我敬佩。我因长期在这种环境下作研究,也多少受些影响。所以重视研究资料与其说是我的选择,不如说是一种适应。至于说这种研究方法在国内书法理论界应有怎样位置?我想很难下结论。因为任何研究方法都是有利有弊的,日本这种过于讲究资料的研究,其弊端也很明显。如读有些日本学者的论著,感觉完全在堆砌资料,甚至好像是在炫耀资料,至于他们究竟要证明什么、其结论如何等等,似乎都无关重要了。中国大陆毕竟已经改革开放了二、三十年了,对外的学术交流、人员往来、留学访学等活动十分频繁。所以,仔细观察国内学者近来的研究方法,可以发现跟以前相比有不少变化,总的来说是向好的方向发展。比如注重资料风气渐渐形成,研究论文著作也越来越讲究学术规范,遵循学德操守等也越来越被重视和强调。总之,我认为研究方法应该是彼此取长补短,这是才符合兼容并取、有容乃大的学术精神。 

三、在日期间您曾受教于古文字学家白川静先生、中国美术史专家中田勇次郎先生、中国书法史专家杉村邦彦先生,请谈谈这几位老师对您学术研究的影响.中田先生与杉村先生是“京都学派”的核心人物,那么,是否可以说您是继承了“京都学派”的研究方式?

   如果以京都大学出身而论,我不属于“京都学派”;若以地缘以及师承关系而言,大概可以算得上吧,因为我就读的大学地处京都,我师承的先生们大抵为京都学派传人。“京都学派”中的中国文化艺术史研究、尤其是书法研究这一领域,的确起自内藤湖南,后由神田喜一郎、中田勇次郎以及杉村邦彦诸先生为之发扬光大,做出了很大贡献。我到日本时,中田先生年事已高,虽然多次见面交谈,但他的学术研究主要还是通过通读其著述获得。我的专业研究最主要还是直接得益于杉村邦彦先生。在日本读书期间,我除了每年都参加他主宰的书论研究会举办的各种学术活动外,还定期参加每周二由他主持的“会读”活动。所以说,在专业方面,杉村先生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长期的和潜移默化的。我在立命馆大学读硕士和博士课程期间,中村乔教授是我的导师,其父便是“京都学派”著名汉学家青木正儿。此外,我还得到立命馆大学名誉教授、著名古文字学家白川静先生的教诲和关照。白川先生虽然没有直接指导过我,但他的大量著述以及他留在立命馆大学图书馆的珍贵研究资料,我都加以收集并精读。在“京都学派”汉学大家们的教导下,使我在研究方法上获益匪浅,这些都为我以后从事专业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20065月,您的论文〈《兰亭序》的“揽”字与六朝士族的避讳〉发表于《中国文化》,文中从对“揽”字避讳作了详细考证,为证明《兰亭序》文、书俱伪提出了新证据。这篇论文告诉书论界“兰亭论辩”还在继续。我们暂且不管《兰亭序》的真伪,但这类考据文章向我们在透露了某种信息∶新式的考证性论文慢慢在替代权威式题跋式感想式的文章,书界的学术规范正在走向成熟。在此您能否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论文的学术规范?

   为学不尚空谈而贵在发明,这是清代乾嘉学派的优良传统。欲立新说不能无发明,但发明谈何容易?拙著《迈世之风》约有50万字,但其中真能称得上有所发明者不过二、三处而已,其中论“揽”字即其一也。在研究中我确实发现了不少问题,但多半无法证实,故只能存疑待问。我在《书法报》发表的那些研究札记,大抵都属于这类。比如〈《十七帖》为何阙尺牍书式语词?〉,其实谈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它涉及到唐张彦远在《右军书记》中所述的《十七帖》究竟是真迹还是经过删割编改的摹本。换言之,张彦远也许误将集摹本当成褚遂良贞观内府装池的真迹本,这里值得探究的新问题就来了(在此不作展开)。发现问题只是研究的第一步,如果暂时不能证明,就留待将来,或公之于世,请方家学者参与讨论研究。关于学术规范问题,我以为必须明确一点,即学术规范不仅只是论文的书写规范,还包含有学者对待学术所应遵循的规矩及其学德、学风。您问及的新式考证性论文代替从前的题跋式感想式文章,我认为这只是研究论文的书写形式发生了变化,因为旧式题跋文章在语言表述(使用文言文)、举证论述、逻辑推理、理论阐述、方法运用(如使用表格、图型以及运用统计学测算等)以及与国际学术接轨等方面,确有其局限性,但这只是形式而非本质。其实,学术规范的内容并不新鲜,清代学者早就立下过规矩,在我看来,这些“老规矩”在对现今的学术研究依然具有规范意义。比如“凡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孤证不为定说;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为不德;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之研究,而求得其公则;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勦说认为大不德;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嘲笑者,认为不德;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文体贵朴实简洁,最忌言有枝叶。”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这些都是清代正统派的学风,如果当今的学者都能遵循,还要担心“学术规范”的问题吗? 

五、您曾经参与编写日本大学教材《中国書法史を学ぶ人のために》,该书在日本被指定为各大学书道科及文化史学科的专用教科书之一。据了解,撰写该书者均为日本书道史论界的权威专家,而您是其中唯一一位在日本书道教育及研究领域担任教材的编著的外国人作者。可以看得出,您不单单是一位研究“王学”的专家,在很多领域您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我们很想了解一下您的学问都是由那几部分组成?  

  《中国書法史を学ぶ人のために》(译名《中国书法史研究入门》)一书,在日本的大学书道科及文化史学科中确实具有专用教科书性质的作用,这也是编辑此书的目的之一。撰写该书者也确为活跃在日本书道史论研究界一线的权威专家,至于我本人能否算为其中之一我不知道,但据我所知,好像国内学界有人是这么认为的。比如拙文〈兰亭序揽字考〉在《书论》登载后,不久就被梁少膺先生翻译登载在《书法研究》上,以后还收进了他所编著的《当代日本书论选译》中。也就是说,我也被列为了代表“当代日本书论”的研究者之一了。我的研究领域总的来说是书法史论,这一领域可分为书人研究与书迹研究两部分。前者主要做了王羲之人物与资料的研究;后者可分为两块∶一是晋人书迹与法帖研究,这主要也是以二王书迹为主;二是古籍版刻书法研究。 

六 、1998年您的著作《中国古籍の板刻书法》出版发行.首次提出“古籍版刻书法”概念,该书具有的独创性为学界所公认,在海内外学界获得了一定的评价。请介绍一下什么是版刻书法,您是如何研究版刻书法的?有没有计划把该书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发行?

   我对古籍版刻书法的注意,缘起实因在人大古籍所工作了五年,那时我天天与原版古籍打交道。人大所藏古籍,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在全国高校中都算是相当不错的,尤以明刻本居多。当时正值人大图书馆编辑古籍善本书目,我主要负责著录明代集部善本,所以那时所里同事还戏称我为“明末版本专家”。明代的雕板刻书事业非常发达,书中版画精美,序跋文乃至正文多用手写体,而且还有很多是请当时著名人物和书家写刻,十分精致,美不胜收。我当时就想,明刻本中有版刻书法,宋、元、清刻本中不是一样存在吗?还有,为何古籍中的版画可以成为一门单独的研究领域,而独版刻书法却不能呢?我在那时就产生了研究古籍版刻书法的念头。后来出国,当适应了那里的生活后,又萌发旧念,正式着手做此研究。其成果是发表了论文〈中国古籍版刻书法例说〉,后来又在此基础上编写成《中国古籍の板刻书法》一书。此研究首次提出“古籍版刻书法”概念。古籍版刻书法研究是利用古籍中所存的大量历代名家手迹资料作为研究考察对象,从书法史学角度研究探讨考察,同时还发掘出大量业已失传的历代名人书家的版刻手迹资料。因而从此意义上讲,可以说填补了书法史中一个小小的空白。这项研究是运用了古籍文献、版本与书法史学等交叉学科的相关知识而开创的一个新领域,尽管才刚刚起步,在许多方面尚未成熟,但其所具有的独创性被学界承认,在海内外专业界获得了一定的评价。将来有机会,我希望能在国内翻译出版。但正如上所言,此研究在许多方面尚未成熟,我想更深入一步研究之后,再作出版计划。 

七、您长期在日本研究书法史论,当然对于日本的书法史以及当今日本书法现状比较了解,或者说也应该是这一方面的专家了。能否请您谈谈日本书法史的研究和当今日本书法的情况?

   就日本书法而言,我们对日本书法史的重视程度远不如日本当代书法。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了解当代日本的人毕竟多,而了解日本历史的人则少之又少。如果没有起码的日本历史知识,而欲深入了解日本历史上出现的文化现象,这确实是一件难事。所以,国内虽然也翻译介绍了不少有关日本书法史的书籍,但关心者始终不多。对于日本书法史研究,我的看法是,学者应该具备比较的眼光和意识来看待中外文化上的现象与历史,并将这种意识融汇进研究之中。具有比较意识,可以使研究内容不仅限于中国文化史范围,还能够将研究视野扩展到中日文化这一比较领域之中。将中日文化置于同一汉字文化圈背景中进行考察,探讨彼此间的同中之异以及所以异之原因,这在目前的比较文化学界中似乎是尚待开拓的新领域。而中日两国在文化、美术以及书画等艺术史上出现的同源异枝现象,则最适合用这种比较方法作研究与考察。我尽管并非专门研究日本书法史,但一直很关注这个领域,资料收集得也比较多,希望将来有机会做一些相应的研究。至于日本当今的书法状况,我觉得最值得研究。现在国内书坛盛行各种流派,大家都急于为使古老的书法艺术“与时俱进”,而尝试着创出一种能够体现新时代精神的新的书法艺术。其实,我如果们仔细观察日本战后六十多年以来的书法发展情况,阅读当时日本书坛创新人物的主张及其各种创作尝试,就不难了解当代日本书法发展进程中的成功与失败。通过这个“前车之鉴”,汲取其经验教训,对我们今后探索书法创新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我本人对这方面的研究兴趣也很大,比如我关注书法的形式(如形制由长变方的现象)与内容(如现代诗文、少字书)的变化与现代社会和生活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等等。而这方面日本书法所经历的过程和结局,往往能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参考。

选自柳斋的擘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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